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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心無愧、盡心盡力以後，儒家便把事情的成敗交給了命運（天命）。孔子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憲問》）總之，做，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責任。至於主張能不能推行，主義能不能弘揚，理想能不能實現，都聽天由命吧！

　　  這就是儒家的“天命論”，曾經遭到墨家的批判。墨家認為，如果贊成這個理論，必定是統治者“不聽治”，老百姓“不從事”，大家都消極怠工，這就“足以喪天下”（《墨子·公孟》）。其實這是歪曲，或者是誤解。你想，就連明明知道做不到的事，孔子都還要去做，怎麼會主張消極怠工？可見孔子的“信命”，並非不努力，更非不負責，只是不對結果抱幻想，認死理。在決定一件事做不做之前，也不問可否，不求成功。只要是該做的事，就義無反顧地去做，全心全意地去做，盡心盡力地去做。至於成不成功，那是老天爺的事。這就叫“成事在天，謀事在人”。請問，這是宿命論嗎？

　　  既然不是宿命論，為什麼還要講“天命”呢？原因也很簡單。我們知道，人類的實踐能力是有限的，任何人都不能保證事事成功。何況孔子他們要做的事情，原本就是不大可能成功的。這就需要解釋，也需要安慰，還需要有個說法。怎麼解釋？怎麼安慰？什麼說法？在當時的條件下，恐怕也只有歸於“天命”。因此“聽天由命”云云，說到底，不過主張“隨遇而安”。其實到了“隨遇而安”的境界，也就無所謂命不命的了。怕的是“遇而不安”，這才要講“天命”：命里有，不拒絕；命里沒，不在乎。該幹什麼，還幹什麼。該怎麼辦，還怎麼辦。這怎麼能說是宿命論呢？

　　  正因為孔子的“天命論”不是“宿命論”，這才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也就是明明知道不可能成功，還是要做。為什麼做？不求如願，但求心安。顯然，在孔子看來，事情有兩種。一種是應該的，一種是可能的。應該做的也有兩種。一種是應該做又可能成功的，一種是應該做卻未必成功的。對於有社會責任感的人來說，只能選擇“應該不應該”，不能考慮“成功不成功”。成功不成功的問題，交給“天”。墨子則認為，既然要做事，那就一定要成功。不成功，做它幹什麼？那麼，不能成功怎麼辦？請鬼神幫忙，交給“鬼”。這就是儒墨兩家的三大分歧之一：天命還是鬼神。第二章第五節沒能展開說，這裡做個補充。

　　  於是我們看到了儒、墨、道三家的異同之處：第一，道家講天道，墨家信鬼神，他們都不講天命；儒家則講人道，信天命，不信鬼神。第二，道家（準確地說是莊子）無為而無求，儒家有為而無求，墨家有為而有求。第三，道家無求而同於道，儒家無求而得於德，墨家有求而求於鬼。所以，儒道可以互補，儒墨就難。其實後世對墨家表示了同情的，不是儒家，也不是道家，反倒是法家。法家是儒、墨、道三家的繼承者，也是他們的批判者，還是新學說的主張者。法家對於三家，是都有繼承，也都有批判的。

　　  那麼，法家繼承了什麼，批判了什麼，又主張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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