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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問題的嚴重性也正在這裡。一種腐敗成了規矩，或者到了人人都不視為腐敗，誰反對誰可笑的程度，就只能說明腐敗已成為帝國的風氣。

　　  風氣的形成當然絕非一日之功，但罪魁禍首卻無疑是帝國制度本身。作為一種集權制度，帝國規定了資源和財富可以通過權力來剝奪和占有的基本原則。而且，可以通過權力來剝奪和占有的，不僅包括民眾的財產權，還包括他們的人身權。事實上，帝國也正是通過這種剝奪和占有來實施其統治的。比如查沒家產，或賞賜田畝；又比如加派差役，或減免賦稅。由於這種統治只能通過官員代理的方式來進行，於是，各級官員尤其是直接牧民的州官縣官，就變相地擁有了無法估算的資源和財富，帝國賦予他們的權力則變成了一種"無形資產"和"有價證券"。它是有價碼的，也是可贖買的，還是無虧損的。權力並不因為它的行使不再是權力。恰恰相反，權力如不行使才不是權力。這個道理，沒有一個官員不懂。

　　  在此前提下，腐敗的產生也就不足為奇，甚至順理成章：一個東西，可以換錢，可以換很多錢，而且換了以後自己並沒有損耗，那麼，有誰能抵擋這樣的誘惑呢？同樣，一個東西，有了它，就什麼都能做，什麼都能得到，又有誰不垂涎呢？只要能買賣，自然有人願意掏錢。更何況，權力作為"無形資產"和"有價證券"，只有當它被人贖買以後，才當真是資源和財富。所以，在權力社會中，必然有人贖買權力，也必然有人出賣權力。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腐敗根本就是帝國與生俱來的東西，是帝國的胎毒。

　　  第四章 官員代理 四 自殺政策

　　  不能說帝國是提倡腐敗的，沒有任何一個政權或制度會提倡腐敗。因為無論何種制度和政權，君主的，民主的，專制的，共和的，腐敗都只會導致其滅亡。君主專制的政權，甚至比民主共和的政權更不能容忍腐敗。試想，一個視普天之下皆為王土的皇帝，豈能容忍手下的臣子盜竊"他的"財產？又豈能容忍屬下的官員，利用他賦予的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置他和帝國的根本利益於不顧？所以，在那些皇權強悍、天子獨裁的時期，比如明的洪武年間，清的雍正年間，吏治往往較好，貪腐往往較少。相反，如果腐敗猖獗貪墨成風，則不是皇帝大權旁落，便是君王有意縱容。但即便縱容，也多半是個案（如乾隆之縱容和珅），不大可能是規矩，更不可能提倡。事實上，歷朝歷代都至少會在理論上把反腐倡廉看作鞏固政權的頭等大事。我在《帝國的惆悵》 一書中講過，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監察制度的國家之一，自秦漢始就有了專門的監察部門。它在西漢時叫"御史府", 東漢以後叫"御史台"，明清改稱"都察院"。不論御史台，還是都察院，都是直屬天子的獨立部門，不但不受其他官員和部門的制約，反倒有權監督一切部門和官員。首先是權限大，上至親王宰輔、重臣勛貴，下至督撫州縣、司官道員，甚至包括其他監察幹部和監察部的領導，都可以彈幼。其次是責任輕，可以"風聞奏事"（也叫"風聞彈事"） ，不必負核實的責任，也不受反坐的處分。第三是獨立性強，彈幼官員不必知會有關部門，也不必經自己的長官批准。為了支持御史獨立行使監察權，朝廷甚至規定了嚴格的程序和隆重的禮儀。但凡重大彈勃案，御史要頭戴一種名叫"獬豸xièzhài冠"的法冠，身穿內白外紅的法袍，當著皇帝和百官的面在朝堂上宣讀"起訴書"，被彈劾的官員則必須立即站出來等待處分。監察之受重視，其實毋庸置疑。何況歷代王朝不但有監督官員的專門機構，也都有懲治腐敗的嚴刑峻法，打擊的力度也常常很大。朱元璋甚至規定凡受賄八十貫者，就要剝皮實糙（活剝人皮，肚子裡塞糙）。帝國對於腐敗，難道是縱容的嗎？

　　  然而腐敗卻並未因此有所收斂，反倒有"前腐後繼"之勢。一批貪官倒下去，更多的貪官跟上來。最後的結果，則是一個又一個的王朝在大面積不可救藥的腐敗中垮台。這幾乎成了一個規律。原因之一，恐怕就在於帝國的反腐倡廉治標不治本，也不可能治本。其實，由於權力是可以贖買的，所以但凡存在權力關係的地方，就有腐敗的可能。因此，要想根治腐敗，就必須限制權力。最起碼，也得遏制權力的贖買。

　　  可惜帝國的作為卻往往是背道而馳。

　　  首先，帝國根本不可能限制權力。相反，正如我們在本書第二章所指出的，它的發展過程，就是不斷加強集權的過程。因此越到集權強化的時期，腐敗就越嚴重。比如明清兩代的腐敗，就比秦漢唐宋嚴重得多。這兩個朝代，簡直就是腐敗成風。所謂"官場陋規"，就是此時之風氣。而這兩個朝代，則又是集權最甚、皇權最強、專制最力的時期。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腐敗和專制是一對孿生子。

　　  然而要求帝國放棄集權卻不可能，因為權力是它的生命線。一旦沒有了這種強制性的集權，帝國制度頃刻之間就會土崩瓦解。甚至就連限制權力也做不到。因為如果要限制，首先就得限制皇帝的權力，這就等於不要帝國制度。當然，官員的權力也有限的。但這種"有限"，只是相對於皇權而言。相對於民眾，則幾乎不受任何限制。事實上帝國既然要維持它對臣民的絕對統治，皇帝本人又不可能親自牧民，就不能不賦予其代理人在實行代理時的絕對權力。無疑，官員們只有在實行代理時才擁有這種不受限制的權力。如果不再代理皇權，那他們就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是。不過這已經足以導致腐敗了。沒有人會愚蠢到在並不代理皇權時去搞腐敗，實際上那時也不會有人前來贖買。相反，正因為官員們都明白，他們的權力只有在代表帝國時才不受限制（在這個意義上它是有限的），因此必須抓緊時機將其兌現為實惠。有權不用，過期作廢，這正是許多官員在以權謀私時表現得十分猴急和瘋狂的原因。

　　  官員權力的有限，還因為他們要受到上級領導和監察部門的監督。問題在於，這些人也是官員，他們和被監督的官員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這就等於是讓大狼狗去監督牧羊犬，其效果可想而知。事實上這些官員手中的權力（監督權和監察權）也可以出售或出租，辦法則是監督者與被監督者坐地分贓，就像小偷和小偷"見面分一半"，或者小嘍囉向山大王繳納搶劫所得一樣。所謂"官場陋規"，實際上就是對這種分贓行為所作的一種不成文規範。自從有了這種規範，牧羊犬們在盤剝百姓出售權力時，是更加得心應手和膽大妄為了。

　　  顯然，問題還不完全在於權力及其使用是否受到限制和監督，更在於由誰來限制和監督。恰恰在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帝國不可能做出正確的選擇。因為它根本就不可能將監督權交給人民，儘管這是根治腐敗唯一可能的途徑，但對於帝國制度來說則無異於自殺。因此它寧肯選擇一種治標不治本的方案，甚至半公開地容忍腐敗。毫無疑問，在這樣一種制度下，任何對權力的監督以及對這種監督的設計，都將徒勞無益甚至徒有虛名。問題並不在於技術上有多少困難，更在於帝國是否真正有監督自己的願望，在於作為權力社會的典型（集權社會），帝國所擁有的權力是否當真是可監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