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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組織這種常規性的學習外，帝國另一種行之有效的辦法是樹立典型。孔子是理所當然的"大成至聖先師"，是所有讀書人的楷模。讀書人見到孔子的牌位必須下跪，提到孔子的名諱必須起立，平時的言行如果能有三條和孔子一樣，就可以認定是好學生。後來一個流氓便據此自封君子，因為他剛好做到了三條：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唯酒無量。
可惜諸如此類的笑話並沒能阻止帝國樹立典型的熱情。繼孔子在兩千年間被一再加封直至享受王爵待遇後，劉備的愛將關羽又在康熙年間被冊封為"武聖人"。當時的候選人還有南宋的岳飛，但因岳飛曾與清人的祖先金人作戰，只好忍痛割愛。其實岳飛也好關羽也好，之所以備受帝王青睞無非因為他們忠心耿耿。不過民間對於關羽則另有一份情感，即推崇他的義氣深重。按照陳壽（（三國志· 關羽傳》 的記載，此公之重義，是連曹操都要被感動的，何況芸芸眾生？自然奉為楷模。忠，是統治者喜歡的。義，是老百姓喜歡的。官方推崇忠，民間推崇義，關羽也就理所當然地受到崇拜，關帝廟香火旺盛也就不足為奇。這又說明，倫理治國的方略曾經是何等地深入人心。
這其實是一個文化大戰略，即通過文化的力量來維護統治。好一點的，不過但求長治久安；壞一些的，則還要實行專制。但不論是長治還是專制，帝國的統治者都不會忘記藏在皇袍裡面的屠刀。於是，用文化來統治，就難免發展為"用文化來專制"；而"用文化來專制"，又必然發展為"對文化行專制"，其登峰造極者則為乾隆。乾隆在文化上的所謂"建樹"主要有三條：一是編纂了《 四庫全書》 ，趁機濫殺文化，荼毒心靈；二是寫了四萬多首狗屁不通的詩，當上"中國第一詩人"；三是大興"文字獄"，製造人間悲劇。文字獄其實早已有之。漢律，"吏民上書，字謬輒劾"（劉勰《 文心雕龍· 練字》 ）。一個名叫石建的郎中令，只因為"馬（馬）"字少寫了一點，就嚇得魂飛魄散。不過，大興冤獄，還數明清。其中，若論吹毛求疵，當首推朱元璋；論規模效益，則首推乾隆帝。朱元璋的特點是神經過敏。即便是歌功頌德的文章，只要出現"則"、"生"、"殊"等字樣，一律格殺勿論。因為"則"就是說他作"賊", "生"就是說他當過僧人，"殊"則是罵他"歹朱"。乾隆帝的特點則是大開殺戒。乾隆的文字獄，一是時間長，四十年；二是案件多，一百三十起；三是範圍廣，平民百姓也殺；四是心腸硬，瘋子胡話也不肯放過，馬屁拍得不響也興師問罪。然而就是這個製造文字獄的高手，居然厚著臉皮說什麼"聯不以語言文字罪人"，真是恬不知恥！
這樣的罪惡行徑是不可能不遭報應的。乾隆以後，大清帝國就開始走下坡路，直到被太平天國和西方列強打得癱瘓為止。明所遭到的報應則更具有戲劇性。有一則民間傳說講，明末，崇禎皇帝派太監到宮外測字，求問國運。太監說了一個"友"字。測字先生說，不好，反賊出頭了。太監改口說是"有沒有"的"有"。測字先生又說，不好，大明江山去了一半。太監又改口說是"申猴酉雞"的"酉"。測字先生說，更不好，至尊天子砍頭去腳了！這當然是"小說家言"，不能當真，但卻也說明一個道理：誰要是用咬文嚼字牽強附會來屠殺人民群眾，人民群眾就會用同樣的方法來詛咒他！
第三章 倫理治國 五 一箭雙鵰
平心而論，文字獄在帝國的歷史上不可能是常規，正如焚書坑儒只可能一次。倫理治國的本來目的就是要以"軟控制"替代"硬打壓"，豈能動不動就人頭落地？所以，帝國的屠刀通常是藏在袖子裡面的，就像狐狸尾巴多半藏在袍子下面一樣。高高舉起的，是讓許多士人垂涎三尺的東西--官與祿。
這個方針在西漢時期就確定下來了。自從漢代確立了對人民尤其是對讀書人的懷柔政策，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也就出台。這就是讓那些飽讀詩書的儒生到朝廷來做官，成為帝國的御用文人。漢制，地方官有向朝廷推薦人才的義務，不推薦者有罪，推薦非人同樣有罪。漢武帝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 漢書· 武帝紀》 ）如果地方官牧民一方，居然一個人才也發現不了，那就是玩忽職守。這就是漢代的"察舉制"，是"獨尊儒術"之前就有的。董仲舒就是因為被舉為"賢良方正"，金殿對問，才發表了他那著名的"天人三策"。但尊儒之後，人才的選拔便明顯向儒家的治國主張傾斜，道德品質被看作首要標準。比如"孝廉"，就要求孝於父母而廉於國事。因此被推薦者，一定要有孝行和廉績。"博士弟子"（這是漢武帝應董仲舒之請設立的），則要求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總之是要求"品學兼優"。這正是倫理治國的原則所使然。
然而事與願違。不到東漢末年，所謂孝行和廉績，便已經不過是某些人沽名釣譽的手段。時諺有云："舉秀才，不識書；舉孝廉，父別居。"地方官察舉的秀才和孝廉，或者不學文化，或者不養父母，全都徒有虛名。於是"察舉制"廢，"薦舉制"立。所謂"薦舉"，又叫"九品官人法"，也叫"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各州、郡、縣設"中正官"，由他將人才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然後按品授官。這種明顯帶有人治色彩和壟斷色彩的制度，當然也弊病甚多。其最明顯的問題，就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帝國的官職被士族階級壟斷，真正的人才無法脫穎而出。於是到了隋唐，又被代之以"科舉制"。所謂"科舉"，就是通過全國統一的分科考試（科）諫選拔人才（舉），所以叫"科舉"。在這種考試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只要確有學問，哪怕出身寒門，也有可能由布衣而卿相。顯然，從察舉、薦舉到科舉（它們被統稱為"選舉"） ，帝國的人才網羅制度確實是日趨成熟。科舉制一興，天下士人趨之若鶩，帝國羅網疏而不漏。難怪唐太宗看見新科進士魚貫而人，要高興得手舞足蹈，說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了。
表面上看，這是一個"雙贏"的方案--帝國得到了人才，士子得到了官位。但真正的贏家，卻其實是帝國。它付出的代價，只不過幾個官位和一些俸祿，可以說成本極低，甚至可以說是零成本。因為這些官位和體祿反正是要給出去的，不給儒生士子，也要給別人。因此帝國並沒有虧損什麼，甚至根本就沒有虧損。
然而紅利卻相當可觀。首先，它換取了幾乎整個知識界對帝制意識形態的認同。當然，沒有這一認同，帝國也可以強制性地獨尊儒術，並把所有的反對派都趕盡殺絕，就像秦始皇做過的那樣。但這樣做是沒有意思甚至沒有意義的。不識字的糙民原本就別無選擇，帝國自己又不能生產知識和思想。它真正要鉗制的，是那些讀書人的頭腦。只有知識界心悅誠服地接受了帝制意識形態，帝國"用文化來統治"的戰略方針才真正獲得了成功。現在，一代又一代的所謂"知識分子"都心甘情願地奉帝制思想為圭臬（guinie），誠惶誠恐地拜倒在它的腳下（其實是拜倒在帝國的腳下），爭先恐後地為它效勞（其實是為帝國效勞），豈非"天下歸心"？更何況，這些頭腦被儒學占領後，就不會胡思亂想，接受和產生什麼異端邪說了，而這，恰恰正是帝國擔心的。帝國在得其利之餘還能去其弊，豈非"雙豐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