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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為當真想讀書者計，竊以為還是自己去買為好。因為你大有選擇餘地，而無心理負擔。起碼也是省事得多逛書店時，隨便翻翻，碰到一本中意可心的，也甭管那作者是張三是李四，立馬掏錢買下，回去就讀，豈不快哉？至少，也是“先睹為快吧！

　　  向作者索書，就麻煩多了。第一，你得先找到他。如果天各一方，那就“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不知何時才能謀得一面。即便同在一地，也要碰得到。

　　  如果十天半個月碰不上，豈不耽誤事兒？當然也可以打電話。但打電話顯然不如面談。依照中國人的“面子邏輯”，當面說和打電話，分量是不一樣的。打電話，看不見對方的表情。他在電話那頭嘴上唯唯，說不定放上電話就做鬼臉，哪裡靠得住？就算你面子大，也不見得馬上就能拿到書。因為還得他能碰到你。即便有見面的機會，他也不一定記得住。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則還要到郵局去寄。這很麻煩，也不是馬上就會辦的事。一忙，沒準就忘了、你左等右等書不來，是催呢，還是不催呢？催，不好意思；不催，就得傻等下去，而且很可能永無期日。等到你發現再也等不來了，說不定書店裡也沒得賣了，那可真是“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反過來，自己買，就好處多多。

　　  首先是不欠人情。天下沒有白吃的飯。書也一樣，沒有白送的。如果同是文人，少不得也要回贈一本，此之謂“來而不往非禮也”。倘無著作司以回贈，就必須想別的辦法，比如請吃飯或者送禮品、我就遇到過這種情況：為了得到我的贈書，竟有帶厚禮前來拜訪的。想想真是何必！直接到書店去買，豈不便當得多？

　　  現在倒好，又要預約，又要登門，又要請客，又要送禮，花錢多不說，還挺費心思，因為還得琢磨送什麼禮好。結果，也往往未必能如人意，多半是便宜了賣禮品的。如果是為了激活流通領域，拉動國內需求，倒也好說。可惜這又並非初衷。

　　  說起來，許多人這樣做，無非是想得到作者的簽名。其實，買了書來簽，豈不更好？不但不會欠下人情，還能落下人情。你買人家的書，是對人家的尊重，也是對他的關心和愛護。因為你用你的勞動所得肯定了他的勞動。而你如果不是真心喜歡他的著作，那就決不會心甘情願地掏自己的血汗錢。這就說明你不但尊重他，而且肯定他。這是多重的情分。再說了，你到書店去買書，就等於告訴書店這本書很好，這就等於幫作者做了宣傳。買的人越多，書店進貨添貨的積極性就越高，他的書也就越好賣。這又等於幫作者促銷。現在是市場經濟的時代了，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著作在市場上能有一個好的表現。所以，作家們都希望讀者到書店去買他的書，而不是由他買了來送人。

　　  事實上，沒有一個作家不喜歡別人買他的書。但凡有人對我說他買了我的書，我都一律拱手道謝。如果要我簽名，我立馬就掏筆，比答應贈書慡快得多。如果談得投機，說不定還會請他吃飯。其結果，自然是雙方都很愉快。自己買書，是不是很好？

　　  做，還是不做

　　  2000年第二期《東方文化》上，有尤小立先生的一篇文章，談到所謂“說得多，做得少”，恰恰正是知識分子在實際生活中基本生存狀態的一個重要表徵，是應當應分的。從理論上講，這也沒什麼大錯。如果把人類的工作簡單地分成“說”

　　  和“做”兩種，那麼，士農工商之中，當然農工商主要是做，而士（知識分了）則主要是說。

　　  如此，則知識分子的說，愛說，以及說得多做得少，也就未可厚非了。

　　  問題是，人類的工作，是不是只有說和做兩種呢？好像不是。比方說，還有“想”。而“想”（思考），才真是知識分子最應該做的事情。誠如尤小立先生所言，知識分子的任務或曰使命，是“關注社會整體價值”。所謂“關注”，當然不是“看熱鬧”，而是“想問題”。也就是說，知識分子應該“以思想取勝”。可惜的是，號稱“知識分子”的有些人，包括各大專院校研究機關的專家學者教授流，實在是“說得多，想得少”，甚至根本就不去“想”。結果說來說去，都是別人的話，自己的話沒兩句。自己不想，卻喋喋不休地在那裡只管說，這種勾當究竟有多少意義，我私下裡很是有些懷疑。因此我以為，在肯定知識分子可以“說得多，做得少”的同時，也還要問一問：他們都說些什麼？是不是自己要說的話？如果不過人云亦云，就得認定他並沒有盡職盡責，枉擔了“知識分子”的名分。或者如王朔所言，只能管他叫“知道分子”。

　　  就算所說皆所思吧，是不是就可以“說多做少”甚至“只說不做”，也還值得商量。當然，尤先生沒說可以“只說不做”，他主張的是“說多做少”。但我們要知道中國人的習慣是喜歡層層加碼的。比如皇上規定的稅銀指標是人丁一兩，到了縣太爺那裡，就會多出五錢來。同樣，“說多做少”的準則到了具體的人那裡，也沒準就變成了“只說不做”。事實上也如此。別的不說，就說中國的理論家吧，有幾個人自已也寫寫詩，寫寫散文，寫寫小說，寫寫劇本，或者多少創作一點其他門類的藝術品呢？只怕是屈指可數，鳳毛麟角，寥若晨星。文藝理論家如此，其他什麼家大約也如此。你要是批評他，他就會說，我們知識分子的工作，主要就是“想”和“說”，我也只不過做得少一點而已。實際上他所謂“少，一點”，其實就是“少到一點都沒有”的意思。然而有些事情是“一點”都不能少的。比如“民主”二字要是少了“點”，豈不就成了“民王”？所以，要肯定“說多做少”，就得先肯定“只說不做”：。那麼，只想只說，只寫，一點也不做，究竟行不行？這就要看情況，要看你說什麼，說了幹什麼，說了給誰聽。我認為有些人是可以“只說不做”的。比如研究歌德巴赫猜想以及諸如此類問題的就是。

　　  因為他們基本上是自說自話，沒什麼人聽。因此是“只說不做”還是“又說又做”，都無所謂。況且要求他們“又說又做”也不現實。比如研究古文字的，你要他怎麼做？也發明一個“古文字”不成？然而那些希望自己所說的有人聽，聽了以後還多少能起點作用的，恐怕就不能一點都不做了。一點都不做，你說的話就沒人信。豈止不信，多半也不服、道理也很簡單：你自己又沒有做過，你怎麼知道事情是這樣的，或者就該這樣了想當然吧？要不就是站著說話腰不疼，至少也是隔靴搔癢。比如一個文藝理論家，從來就沒有寫過一篇小說一首詩的，卻大談其“文藝創作心理學”，這樣的理論學問，坦率地說我就不信，也沒哪個作家信。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你自己一點得失體會都沒有，也知道咱的心理？生活中知識分子不招人待見的原因也往往在此。自己啥也幹不了，偏偏喜歡指手畫腳議論別人，而那些“高見”又常常不得要領，討不討人嫌呢？哭笑不得之餘，真恨不得說一句“你他媽的來做做看”！遇到這種情況，也只好這樣解釋：知識分子嘛，“本職工作”就是說。他不說，又能幹什麼？他說得不對，你不聽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