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頁

　　  顧准卻不能超脫。因為他既是讀書人，又是革命者，而且首先是革命者。對於他來說，革命比讀書做學問重要多了。如果說，陳寅恪是以學術為生命並拼死力爭，那麼，顧準則是以革命為生命並拼死力爭的。他不能夠把自己從這個青年時代就為之獻身的事業中分離出來。即便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開除黨籍，他也要大聲宣布：“我是共產黨員！

　　  ”

　　  因此，“娜拉走後怎樣”這個問題，別人可以不思考，作為革命者兼思想者的顧准卻不能不思考；別人想清楚以後可以不說出來，顧准卻不能不說出來。這就是顧准常常“忍不住”的根本原因。而且，由於上述問題具有不可迴避的現實性和操作性，就註定了顧准必然要對現實問題發表意見，哪怕這個所謂“現實問題”只不過是房子怎麼蓋，飯怎麼吃，怎樣既應付上級又不讓農民吃虧太多等等。

　　  顧准和錢鍾書的區別還在於他們對人的看法不一樣。錢鍾書“真的知道人一‘兩足無毛動物’一一之醜陋、愚蠢、虛偽，是沒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歡在荒誕滑稽里鬧成個興高采烈的樣子”（駱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  

　　  所以錢鍾書並不把自己的能力看得太重，也不把別人的荒唐看得太重，因而能夠活得乾淨、明快、輕鬆、瀟灑，在明智清醒的同時保待一份幽默感，還能偶爾任性一下。顧准卻相反。在他看來，人也好，世界也好，目前這種狀況都是不對頭的，而且是有辦法的。因為不對頭，所以他要革命；因為有辦法，所以他要思考。

　　  他在晚年不要命地閱讀、翻譯、思考、寫作，就是想找出一個使人類避免苦難、得到幸福的辦法來，並把這辦法告知世人。可見，顧准其實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儘管他主張“經驗主義”；錢鍾書則其實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儘管他生活在超現實的學術世界裡，而且活得快樂。實際上，真正的樂觀主義者是不會快樂的，徹底的悲觀主義者才快樂。所謂“樂觀主義”，實際上是相信世界總會變好，他總有一個理想模式在那裡。然而世界在事實上又並不如他所想像的那麼美好，因此他們痛苦。悲觀主義呢，沒有那個理想模式，也不認為世界當真就會多麼好，現在這樣就不錯了結果他們快樂。

　　  錢鍾書確實是活得比較輕鬆瀟灑的。就連做學問，也看不出有絲毫吃力的地方。駱玉明教授說陳寅恪的學問總是用力很重甚至是固執的，錢鍾書的學問則顯得“通脫而活潑”。但要想學問做得“通脫活潑”，首先得為人“通脫活潑”才行。  

　　  錢鍾書就是這樣的人。從季康夫人楊絳的文章中我們得知，錢鍾書是既聰明絕世又痴頑透頂的。比方說，他會在大熱天裡，用毛筆墨汁在熟睡的女兒肚子上畫一個大花臉（那時女兒還是一個小娃娃）。或者把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埋在女兒被子裡，聽她驚叫然後大笑。總之，錢鍾書對待人生，多少帶點遊戲態度。甚至對待學問，也多少帶點遊戲態度。而顧准和陳寅恪是少有這種遊戲態度的。他們也開玩笑，也有幽默感，也談笑風生，卻不會遊戲人生。只有生性頑皮而又看穿一切，遠政治而又多談文藝的錢鍾書，才能以遊戲的態度藝術的態度看待生活，活得富於情趣和情感。

　　  問題在於錢先生不但活得不沉重，也不骯髒。顧准曾不止一次不無沉重地說：

　　  “我的手上沒有血。”錢鍾書的手上又何嘗有血？但顧准為了手上不沾血而付出的代價，錢鍾書卻似乎沒有付出過。這固然有客觀上的原因（錢鍾書沒有顧准那麼多說不清的關係要交代），卻也與錢鍾書的處世哲學不無關係。錢鍾書基本上是堅守“默默者存”的誡言，閉門不問天下事的。有人甚至因此而指責錢先生，認為像錢先生這樣面對暴政保持緘默，至少在顧準的光照下應感到“無地自容”。

　　  依我看這是苛求了。而且，這種苛求並不好。顧准當然是勇敢的、堅毅的、讓人敬仰的，但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為顧准。成不了且不說，當真都成了，沒準也可怕。要求所有人都成為英雄，其結果很可能是造就一人批暴徒；而承認大家都很平凡普通，其實成不了英雄反倒天下太平，都能過安生日子。用顧準的話說，就是與其號召大家做“海燕”，不如承認多數是家雀，同時承認家雀的各種權利（《顧准日記》）。世界畢竟是由普通人組成的。對於普通人來說，做人只要有一條底線就可！以了。比方說，手上不能有血。又比方說，不能做虧心事。只要能守住這條底線，保全自己也就無可厚非。在這方面，並不普通的錢鍾書倒是為眾多的普通人作出了表率。  

　　  正直的知識分子其實有很多類型。有顧准那樣的，也有錢鍾書、陳寅恪這樣的。陳寅恪也沒有像顧准那樣去拿雞蛋碰石頭，明知不可而為之。但陳寅恪同樣堅守著他的底線，那就是“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就是“士可殺而不可辱”，就是飯可以不吃，衣可以不穿，學問也可以不做，而氣節不能虧。所以讀《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就和讀《顧准全傳》一樣，有一種透不過氣來的感覺。是啊，陳寅恪的底線如此之多，還要公開亮出來，他活得怎能不沉重！顧準則不但活得沉重，而且艱難。在那個拒不承認“家雀”生存權利的年代裡，公然宣稱大多數人不過是“家雀”，是會被群起而攻之的。他不但會被譏為“蓬間雀”，還會被視為“過街鼠”。因為那時“家雀”們都不認為自己是什麼“家雀”，都以為自己是“鯤鵬”。你把“鯤鵬”說成是“家雀”，不是自找麻煩嗎？於是，原本也可以做做“家雀”的顧准，便不得不去做“海燕”，並為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六絕望之望

　　  1974年

　　  11月

　　  11日，顧准被確診為癌症晚期，癌腫大如雞卵、卡在心臟與氣管之間，並已擴散，實際上已無法醫治。這時的顧准，可真如批判他的那些人所言，只有“死路一條”了。對於顧准這樣的革命者來說，死原本不足畏。甚至，由於他多年來受盡苦難受盡折磨，死亡於他，可能還是一種解脫，至少不比生來得沉重。然而顧准卻死不瞑目。

　　  因為直到臨終那一刻，他的五個字女沒有一個來看他。顧準的子女和他正式斷絕關係，大約是在

　　  197年底。此前，同年

　　  1月

　　  18日陰曆小年夜，妻子汪璧

　　  已提出離婚，在家的孩子也開始不再理他。這當然是因為顧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並且成了“極右派”，而“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展開，政治形勢變得更加嚴峻。在這個人人朝不保夕的日子裡，顧准繼續留在家中，只會給這個家庭帶來更大的災難。考慮到“1957年以來我欠下這個家庭這麼多債，以後不應該再害親人”，顧准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說實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