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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人們的意見似乎也很分歧：有說“懺悔絕對必要”（徐友漁）的，也有說“懺悔是個人自由”（于堅）的。如果看報只看標題，我們會很便當地把他們分別歸人兩派：徐友漁是贊成余杰的。因為懺悔既然絕對必要，余秋雨當然應該懺悔。于堅則是維護余秋雨的（事實上于堅文章的副標題也是“為余秋雨，辯”）。

　　  因為懺悔既然是個人的自由，則余秋雨是否懺悔，又關你余杰什麼事？苟如此，則他們的意見，也沒太大的意思。

　　  然而問題並沒有那麼簡單。

　　  實際上徐友漁也好，于堅也好，都沒有就事論事。如果僅僅糾纏於余秋雨在“文革”中幹了哪些事，或乾沒干某些事，並由此得出他該不該懺悔的結論，是很沒有意思的。余秋雨在“文革”中是有錯誤，但既非罪魁禍首，亦非罪大惡極。

　　  別人都不懺悔，憑什麼要他個人懺悔？何況誰在“文革”中就沒有錯誤？在那個“全民皆兵”也“糙木皆兵”的年代，有幾個人能不“披掛上陣”，誰又膽敢“撫叛徒的屍身而哭”，和“偉大領袖”或“革命群眾”唱對台戲？不要說沒那個膽子，只怕也沒那個見識，沒那個念頭！  

　　  因此，如果余秋雨該懺悔，那麼差不多全民都該懺悔。全民的懺悔，合理不合理先不說，操作起來就有問題。徐友漁也說：“說到底，懺悔是個人的事情，是強求不來的。”硬要強求，恐怕就只好動用暴力。就像在“文革”中那樣，把一個又一個“罪該萬死”（即“理應懺悔”）且“死不改悔”（即“拒絕懺悔”）的人揪出來，再押上台去。故于堅說：“集體的懺悔，如果要操作，只有專政。”這豈不又重新回到“文革”了？對“文革”的懺悔卻必須以回到“文革”為前提或結果，豈非悖謬？

　　  同樣，如果余秋雨可以不懺悔，當然大家也都可以不懺悔。大家都不懺悔，都“記吃不記打”，我們這個民族要到何年何月才能真正覺醒和成熟起來，從根本上保證“文革”或“文革”似的動亂、荒唐不會“過七八年又來一次”？“一個沒有懺悔、失去記憶的民族是一個沒有自我意識、沒有時間性、沒有歷史的民族”  

　　  （鄧曉芒《靈之舞》），也是一個沒有長進、弄不好就會重蹈覆轍的民族。我們並不想成為這樣一個民族；因此懺悔是絕對必要的。就連余杰要求（或希望）余秋雨帶個頭，也未嘗沒有一點道理，只不過他找錯了人：那麼，到底誰對？

　　  都對，也都沒有說透。

　　  不是徐友漁和于堅說不透，也不是他們不想說透，而是如果僅僅停留在懺悔這個具體問題的層面上，是說不透的。邏輯和辯證法告訴我們，當兩種意見都有道理卻又相互對立時，唯一的辦法，就是到一個更高的層次，或者到一個更帶根本性的問題那裡去找答案。

　　  我認為這個問題，就是做人。

　　  懺悔其實是一個做人的問題。懺悔的前提是承認有罪，但這裡說的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罪”。如果是法律意義上的“罪”，只要追究刑事責任即可，無勞懺悔，懺悔也沒有用。懺悔所面對的，恰恰是法律無法受理和過問的“罪”和“罪責”，包括法律原本就管不了（比如道德問題）和無從追究的（比如時效已過或證據不足）正因為法律管不了，不能懲罰，這才要訴諸懺悔。

　　  法律不到之處，便是道德的範圍。因此“一般懺悔只在個人與社會層面同道德相關”（墨哲蘭《懺悔，我是否準備好了》）。而我們之所以需要道德，則是為了做人。如果不打算做人，則無所謂道德不道德。道德是人之為人的標誌。所以，當一個人不道德時，我們就不但會說他“缺德”，甚至會說他“真不是人”。  

　　  事實上我們需要懺悔，也是為了做人。懺悔是個人的事情（這是大家的共識），而且是每個人內心深處的事情。有沒有公開的形式，倒在其次。懺悔總是訴諸良心的。一個人，如果喪盡天良，或者根本就不認錯，卻在公眾場合痛哭流涕地大做其“檢討”，你能說他懺悔了嗎？不但不是懺悔，沒準還是標榜，就像帝王們“稱孤道寡”，或者下“罪己詔”一樣。那麼，一個人為什麼要在內心深處自己對自己動刀子，自己和自己過不去呢？是為了做人，做一個無愧於“人”這個稱號的真正的人，至少也是為了心安理得地活在這個世上。

　　  說到做人，前面的爭論便有了新的意義。

　　  認真說來，余秋雨（也包括其他人）是否懺悔，並不關我們什麼事。他們不懺悔，我們就不過日子了？余秋雨也好，余杰也好，我相信都不過是過眼煙雲。

　　  他們都將在舞台上消失，做人的問題卻仍將困惑著我們。事實上我們關注這場論爭，也僅僅因為它事關做人。因為我們可以不理會“二餘之爭”，卻不能不想想自己，想想未來。

　　  只不過，問題還得從懺悔與罪說起。  

　　  二基督教的故事

　　  有一天，一群法利賽人押著一個婦人到迦百農殿堂去見耶穌。

　　  法利賽人是一些心胸狹隘、偏私偽善而又墨守陳規的猶太教文士和律法師。

　　  他們來見耶穌，不是來求教，而是來找岔子。

　　  那是一個清晨，耶穌剛從橄欖山回到迦百農殿堂。眾百姓都跟著他到了那裡，聆聽他的教導。這時法利賽人來了。他們讓那婦人站在當中，然後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浮時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她怎麼樣呢？”

　　  這顯然是在給耶穌出難題：說可以將那女人用石頭打死，便犯了殺人罪；說不要用石頭去打那女人，便犯了違律罪。無論如何，法利賽人都可以抓住把柄去告他。我不知道這個點子是誰想出來的。但可以肯定，這一招很刁、很毒。換了別人，恐怕對付不來。

　　  然而耶穌只是直起腰來，平靜地對那些法利賽人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死她。”說完，又彎了腰去，用指頭在地上劃字。

　　  結果，那些法利賽人聽完這話後，竟然從老到少都退了出去，沒有一個人留下來，更沒有人用石頭打那婦人。  

　　  這故事記載在《新約全書》中。

　　  這個故事很多人都聽說過。

　　  現在我們不妨一問：如果當時在場的，不是法利賽人，而是中國人呢？

　　  已經有人問過這個問題了。張志揚在《門一一一個不得其門而入者的記錄》

　　  書中就問了這個問題。他的回答是：大約也只有打和看吧！

　　  我的回答要複雜點：倘若是偶然路過或早已進殿的，可能會有三種選擇：趕緊溜出去、留下看熱鬧、裝作沒聽見（或沒看見）。但倘若是押解著那婦人來找耶穌的，在聽了這話後，就只有兩種選擇：或者去打，或者去看。打和看都有可能，但退場則不可能，知罪而退則更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