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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身不由己的，至少都有身不由己的時候。如果“身不由己”

　　  以至於“有罪”，則我們人人都是罪人，或可能成為罪人。誰也不能擔保自己沒有這種可能。我們沒有落到祥林嫂的那個地步，也許只是運氣比她好－些而己。

　　  一旦“時令不好，風雪來得驟”，我們就會很容易地變成祥林嫂，甚至弄不好“人人都是祥林嫂”，就像當年“人人都是批判家”一樣。

　　  “文革”就是證明。

　　  六“文革”的故事

　　  “文革”是一場惡夢。

　　  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那大約是我們中國人最“身不由己”的時候。

　　  常有這樣“戲劇性”的情節或場面：一個人，昨天還在指揮別人“揪走資派”，今天自己就被當做“走資派”給揪了出來；剛才還在慷慨陳詞批判別人，忽然發現這回批判的恰恰是自己。誰也不知道自己哪天會從“革命動力”變成“革命對象”，當然也不會知道哪天又會突然從“對象”變成了“動力”。往往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cháo陽路八千”。這種不知此身何屬的惶惑，不少人都有切身的體會。

　　  沒有人是真正安全的，誰都可能被“揪出來”，而且會“示眾”。

　　  被“揪”出來，就會怎麼樣呢？就會被“不當人看”。比方說，被剃“陰陽頭”、戴“高帽子”、掛“黑牌子”、坐“噴氣式”，遊街示眾、掃地出門，去住“牛棚”等等，比祥林嫂當年的待遇還要不如。祥林嫂當年所遭受的，尚只是冷淡、嘲弄、煩厭和唾棄，被“揪出來的人”則還要加上被侮辱、謾罵、體罰和毆打。

　　  祥林嫂只不過被視為“不祥之物”和“不潔之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他們則還要時不時地被揪到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廣眾之中，接受各種凌辱，成為“過街的老鼠”，被圍觀和追打。而且，他們還得表示，這都是自己“罪有應得”，一點都不委屈一點都不過分的。於是，有的人不堪忍受，自殺了。但，他們即便像祥林嫂那祥去自殺，也是不行的。祥林嫂倘若果真一頭在那香案上撞死了，雖不敢說就能換來個“貞婦”之類的頭銜，廉價的同情總歸是有的，罪名也可以不背。

　　  這些人可就不一樣了。死了以後，還要被說成是“自絕於人民”，即便在遺書上寫上“忠於人民忠於黨”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之類的話，也無濟於事。他們的後代還會因此而遭殃——將永遠在被歧視的“另類”中受煎熬，真可謂“後患無窮”。

　　  由此可見，一個人要被視為“不是人”，其實是很容易的。又可見，一個人倘若被視為“不是人”，那就連“死路一條”也沒有。

　　  這當然是很可怕的事。

　　  於是，當“批判的資格”被視為“做人的資格”時，生怕失去這一資格的人便都揮戈上陣了；而當人們被告知，革命的對象就是每個人自己，是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的“私心雜念”，只有“自我批判”才能重新做人時，每個人又都一齊打起了自己的耳光。

　　  在我看來，“文革”中最醜陋、最粗鄙、最下作、也最讓人噁心的事，就是所謂的“鬥私批修”。在這場運動中，幾乎所有的人都成了被打被看的對象，而且是自己打自己給別人看。人們在會上爭先恐後地發言，當眾解剖自己的“靈魂”，抖露自己的“隱私”，坦白自己的“罪行”，交代自己的“問題”；有的甚至下作到連和女朋友親過幾次嘴，或者和老婆睡覺時講過什麼話，都無遺漏地交代出來，然後捶胸頓足、痛哭流涕地懇求領導和群眾批判他。表演得最差勁的，也至少要遞交一份“自我檢查”或“思想匯報”之類。沒有文化不識字的，也要交代幾件偷了生產隊黃瓜三根之類的“罪行”。

　　  有誰會當真願意這麼說這麼做呢？沒有。

　　  就連現在想起來，都感到痛苦和羞辱。

　　  所以，經歷過“文革”的人，一聽到“懺悔”二字，幾乎都會近乎本能地產生一種防範心理、抗拒心理和逆反心理；而余秋雨說“強迫別人懺悔可能會造成人人自危”，“實際上是以反對‘文革’的名義回到了‘文革”，則會引起普遍的同情。因為我們已經“懺悔”過了，而且吃夠了“懺悔”的苦頭。

　　  但，“文革”中那種“鬥私批修”、“自我檢查”、“靈魂深處鬧革命”，當真是懺悔嗎？否！懺悔必須是發自內心的需要，而“鬥私批修”等等卻來自外部的壓力；懺悔是面對道德和良心的，“鬥私批修”等等面對的卻是強權和暴政；懺悔的結果應該是德行的增進，“鬥私批修”等等卻導致道德的墮落。因此，它們決不是懺悔，甚至連“自我批評”都談不上，毋寧說是一種變態的“自我標榜”。

　　  因為在這場“自我革命”中，越是自輕自賤、自我誹謗，就越是能得到領導的認可他人的好評，並獲得“幫助”他人的資格（其實是在蹂躪、踐踏和辱罵了自己以後再蹂躪踐踏和辱罵他人）。這不但能使人產生一種解脫感，也能使人產生一種聖潔感，就像邪教中的人自以為功德圓滿可以升人天國一樣。其實他們至多不過獲得點相對於那些尚未解脫者而言的優越感而已。但這已足以使人鬼迷心竅，以至於竟有不惜為自己捏造罪名者。

　　  不能說這些自我誹謗者說的都是假話。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指出，這是一件為了使自己獲得“重新做人”資格的“極其嚴肅和嚴重的事”。“人家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誰敢開平句玩笑！”事實上幾乎每個人都在說“真話”，真誠的話。真誠地“解剖自已”，真誠地“向黨交心”，真誠地“改造世界觀”。然而這些真誠的話卻並不真實。真誠地說著不真實的話，靠作踐自己來獲得“榮耀”，這是何等的荒唐！因此，“承認這點，在今天比承認它們是假話更令人難堪百倍！"（鄧曉芒《靈之舞》）

　　  當然，我們可以說這些自輕自賤是出於恐懼，是為了讓自己“過關”，以免遭受更大的災難。但這種做法，與祥林嫂的捐門檻，又有什麼兩樣呢？不客氣的說，只怕比祥林嫂更為可悲。祥林嫂只不過是用自己的血汗錢買了一條門檻去做替身，而我們（其中不少是知識分子）卻是用自己的心靈去做替身，讓“千人踏，萬人跨”，豈非下作得多？何況，不少人還不是出於恐懼，而是出於真誠，出於“徹底改造也界觀”的良好願望真心誠意滿腔熱情去做的，而且至今“無怨無悔”，想想才真是可怕！

　　  因此，我們現在回憶起那段歷史，差不多都會有做了一場惡夢的感覺（如果還有良知和內省能力的話）。但一般的惡夢做完也就罷了，“文革”這場惡夢卻沒有那麼簡單。我們不但要在那場惡夢中備受折磨，還得為自己在那場惡夢中的表現再受一次心靈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