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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他人又是很容易得罪的。比方說，一個“小媳婦”，每天早上，是應該早點起床幹活服侍公婆呢，還是應該晚點起床多體貼一點丈夫呢？便很難掌握。結果是：起晚了得罪公婆，起早了又得罪丈夫。無論怎麼樣，都躲不過“得罪”二字。

　　  他人之所以容易得罪，就因為“他人”不是“自己”。自己的心思尚且還不一定都“摸得透”；他人的想法，怎麼就定能“吃得准？”吃不准，便會出錯，而且很可能“錯”了自己還不知道。比方說，前面說的那個小媳婦，就很可能會遇上這樣的情況：丈夫孝敬父母，要她早起；公婆心疼兒子，要她晚起。這樣，她的問題就會反過來變成“起晚了得罪丈夫，起早了得罪公婆”了。

　　  更糟糕的是，她還可能會這樣：起得早，丈夫恨她不懂溫存，公婆也不領情，認為她是“作秀”；起得晚，公婆怨她不懂孝敬，丈夫也不滿意，認為她是“偷懶”。這下子，她可真是“左右不是人”，怎麼也不討好了。這樣想來，你說做人難不難呢？  

　　  做人之難，還不僅在於此。

　　  眾人人多嘴雜，意見分歧，標準不一，心思各異，倒也罷了。因為意見可以兼聽，標準可以統一，心思可以猜測，多少總還可以有點希望。麻煩在於，所謂他人，既不是鐵板一塊的整體，又不是各自獨立的個體，而是一個錯綜複雜的關係網絡。每個人，都不過是這網上的一個“結”。正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你不小心得罪了某個人，其結果使很可能是得罪了這網上的一大片。

　　  那麼，一個人也不得罪，行麼？也不行。因為人和人不一樣。不得罪壞人，就得罪了好人；不得罪小人，就得罪了君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朋友，也都有自己的仇人。你得罪了一個人的朋友，固然是得罪了他；你不得罪他的仇人，沒準也是得罪了他。何況朋友的朋友並不定都是朋友，仇人的仇人也不一定都是仇人。有“面和心不和”的假朋友，也有“捐棄前嫌，握手言和”的舊仇人，你哪裡弄得清、看得懂？一不小心，就可能稀里糊塗地得罪了人。得罪了人，會怎麼樣呢？結果當然可能很多，但有一條是完全可能的，就是不把你“當人看”。因為你已經把決定自己“是不是人”的鑑定權、評價權和證明權都交給了他人。那麼，得罪他人，豈非拒絕了這一鑑定、評價和證明，自己宣布自已“不是人”？  

　　  你既然自己不把自己當人，那就怪不得別人了。

　　  因此，在中國，最重要的一點，是萬萬不可輕易得罪人。咱們中國有那麼多誰也不敢得罪的“老好人”，原因之一，只怕就在這裡。

　　  他人既然如此難以應付，那麼，我們在做人時，不理睬他人，行麼？

　　  不行。因為我們做人的權利，不是“天賦”的，而是“人給”的。給我們權利的這個人，就是“他人”。在中國文化中，自己是不能稱作“人”的。稱作“人”

　　  的都是“他人”。比方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在這些說法中，“人”總是與“我”、“己”、“吾”相對立的。既然只有他人才是“人”，才能給我們做人的權利，我們當然不能無視他人的存在，除非你不想做人。  

　　  但，即便是不想做人，也是不成的。請問，不做人，做什麼呢？神仙做不了，做貓做狗也未必能如願。所以，在中國，說一個人日子過得好，便說他“快活得像神仙”；說一個人境遇極差，便說他“連豬狗也不如”。樂似神仙，也就是說做人並不快活；豬狗不如，則是說還得做人。因為你倘若不去做人，那就連豬狗都做不了，豈非“豬狗不如”了

　　  又有誰，願意“豬狗不如”呢？

　　  於是我們只好去做人，只好去看別人的臉色，聽別人的閒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別人去評頭論足，而把一肚子的委屈都留給自己。因為你既然決定做人，那麼，別人當然也就有權對你的想法發表意見，對你的行為發表評論，對你的作風發表看法，也有權對你不接受他們的意見、評論和看法表示憤怒，並進而推論你“不會做人”，甚至“簡直不是人”。至於你的左右為難，無所適從，他可管不著，因為做人的是你自己，又不是他們。

　　  於是，我們便不禁羨慕起西方人來。

　　  還是西方人好。他們把一切都交給了上帝，自己反倒自由自在。也還是西方人合算，他們一次性得罪了上帝，便誰也不怕得罪了。不像咱們中國人，把“做人”的責任留給了自己，卻把“是不是人”的決定權交給了別人。也不像咱們中國人，沒有上帝好得罪，又不敢得罪他人，便只好去得罪自己。  

　　  那麼，我們也去製造或進口一個上帝，然後也去得罪他，繼而再宣布上自己也有“原罪”，也“天生是人”，行嗎？

　　  不行。

　　  十天賦人權，還是約定人權

　　  中國這塊土地，不出產上帝，也無法進口（這問題說來話長，暫時不說也罷）。

　　  因此即便貿然地引了進來，也會“水土不服”或者“變種”，比方說變成皇帝或聖人，而“原罪觀念”則會變成“人性本惡”。“性惡”和“原罪”可是兩回事。

　　  原罪觀念會引出什麼樣的邏輯結論，前而已經說了。性惡理論的邏輯結論卻是：

　　  既然人性本惡，那麼，你要想成為一個好人，就得不斷地改造世界觀，當然也就得不斷地“鬥私批修”，“靈魂深處鬧革命”。因為不通過這種改造，惡是不可能變成善的（無偽則性不能自美）。阿彌陀佛！這種理論的苦頭我們可是吃夠了，深知它也未必就比“性善論”（每個人天生都是好人，因此必須保持自己的清白）好多少，那就還是算了。

　　  其實，問題並不在於人權必須天賦，也不在於我們必須做人。做人從來就是必須和必要的，天賦人權的理論也有問題。什麼權利是天賦的呢？想當然，大約生命權總是。如果連生命權都不是天賦的，其他權利如隱私權、思想權、言論權等等只怕就更難說。正因為生命權是天賦的，所以不能殺人，因為你無權剝奪他人的生命權。那麼，殺人的人（殺人犯）呢？他的生命權是不是天賦的？如果說不是，則等於說某些人的人權小是天賦的；如果說是，則我們就無權剝奪他的生命權，不能把他也殺了（反對死刑者的“理論依據”大體如此）。但不殺他，便等於說他可以殺人，而且殺了也白殺。一個人，如果有權任意剝奪他人的生命權，還有什麼天賦人權可言？況且，個人可以任意剝奪他人的生命權，社會卻沒有這個權利，默認他對他人“天賦人權”的剝奪，這是什麼道理，什麼邏輯？

　　  權利從來就是平等的，也是對等的。你要享有生命權，就必須同時尊重和保證他人的生命權；如果你剝奪了他人的生命權，社會就有權也剝奪你的生命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