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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在那個“讀書越多越愚蠢，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仍然有不少人在堅持讀書。據我自己的體驗，那決非因為讀書有什麼用，而僅僅是因為對書懷有一份難以割捨的愛。正是由於這樣一份無法遏制難以隱忍的愛，使得許多讀書人甘願“冒天下之大不韙”，千方百計大尋找自己心愛的書，而且一卷在手，便如饑似渴，廢寢忘食。愛，是不能強迫的，也是無法泯滅的。因此，愛，才是讀書唯一“正當”而“牢靠”的理由。既然如此，開卷又何必有益，何需有益？還不如說“開卷有趣”呢！
經不如史
的確，開卷不必有益，卻不能無趣。
沒錯，讀書並不是一點用都沒有。不說能使貧者富，富者貴吧，好歹也能使人獲得一種謀生的手段，比如去當孩子王、教書匠，或者在郵局門口擺個攤，替人代寫家書或情書什麼的。好一點，則能謀個官位，混個頭銜，或者當一個“知本家”。在許多人看來，人生在世，吃穿二字要想吃香的喝辣的，穿得體面光鮮，就要付出代價。讀書就是一種代價。因為是代價，所以是苦，叫“刻苦”。苦要戰勝，所以要攻，叫“攻讀”。當然，一旦發現得不償失，讀書並不能導致富貴，則“讀書無用論”也就順理成章。同樣，由於讀書被看做是“苦差事”，便總能找到逃避這苦差的“正當理由”，比方說，春來不是讀書天。
然而對於一個真正的讀書人來說，讀書卻是沒有什麼季節之分的，也不是苦差事。因此讀書的另一條理由是“書中自有顏如玉”。但如果這話的意思，仍是要以讀書為代價去謀取“艷福”，則仍是屁話！真正意義上的“書中自有顏如玉”，應該是讀書有如戀愛。幾日不讀書，就像和熱戀中的情人分開多時，別一日兮，如三秋兮！
戀人總是有魅力的，書也一樣。
有魅力的書必定是有趣的，就像有魅力的戀人總會有幾分可人之處一樣。很少有人會和道學老爺冬烘先生談戀愛，心甘情願地做他們的情人，反倒是那些“壞小子”，沒準更招人喜歡（正所謂“男人不壞，女人不愛”）。同樣，那些一本正經的書又有多少人真正愛讀，一天不讀就茶飯不香呢？沒有。
實際上，前輩讀書人對此早有說法，叫“經不如史”。也就是說，讀經不如讀史，讀史不如讀子，讀子不如讀集，或者不如讀稗官筆記。
讀經怎麼就不如讀史呢？大約也就是經書太一本正經的緣故吧？經，無疑是世界上最正經的書了，要不然怎麼叫“經”？這就難免和趣味發生衝突，也讓人一捧起來，就有頭皮發麻的感覺。其實經書也未必都是沒有趣味的。就說《詩經》，開卷便是談情說愛：“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果翻譯為現代漢語，只怕和〈康定情歌》是一個調子，只不過一個先說“跑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雲”，另一個則先說“河水滔滔的洲中，兩隻啾啾的鳥”而已。至於“任你溜溜的求喲”，則是完全一樣的。而所謂“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大約也可以翻譯成“漂亮妞呀，我想死你了”，也和“走了太陽來了月亮又是晚上，哥哥什麼時候才能走進你的夢鄉”沒什麼兩樣。
然而這趣味盎然的《關雎》一旦被解釋為“后妃之德”，可就一點趣味也沒有了。就算讀出了趣味，也不敢有趣，只能硬著頭皮去想大道理。可那兩隻鳥兒和治國平天下什麼又有鳥相干？這關雎成了“經”，實在是比成了“精”還糟。
何況經書中沒意思的也不少。被東晉謝安十分看好的“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或“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之類就了無趣味，《左傳》也要比《春秋》好讀。難怪讀經不如讀史，也難怪古人有“《漢書》下酒”一說了。《漢書》
雖遠不如《史記》，但好歹可以下酒，可見還是有點味道。其實，經不如史，也不奇怪。經，大體上是講道理的，或被視為是講道理的。史，則是講故事的，或多少要講些故事。講故事的書總是比講道理的書要好看些，雖然講道理的書也可以寫得很好看。
子，就是講道理又比較好看的書，比如先秦諸子的著作。子書怎麼會比史書更好看呢？大約因為史書多為官修，而子書多為私撰之故。站在官方立場，作者自覺責任重大，立言要謹慎，下筆如千斤，“一本正經”是免不了的了。站在民間立場，沒有那麼多顧忌，寫書說話，不過“我要放屁”，反倒更有趣味，也更有個性。如果是站在民間立場來修史（講故事），那就比站在民間立場來講道理還好看，因此讀史竟不如讀稗官筆記。
不過稗官筆記之類的東西，卻不怎麼靠得住。比如野史中說雍正皇帝係為呂留良之女呂四娘所殺，就很離譜，只能算是“戲說”。可惜“戲說”往往比認認真真地說好看，離譜的東西也總是比中規中矩的有市場。總之，越是一本正經，就越不好看，越是胡說八道，就越能吸引人。看來，在“讀史不如讀稗”後面，還得加上一句：讀稗官筆記不如讀武俠小說，因為武俠小說最離譜。
比如金庸的小說就是野史把乾隆說成是海寧陳氏之子（陳懷《清史要略》），已是無稽之談；在魯迅先生看來，則還是阿
Q精神，——漢人打仗打不贏，就用
“掉包計”從滿人手裡奪回江山，“單靠生殖機關便革了命，真是絕頂便宜”（《花邊文學？中秋二願》）。這下好了！滿人要是再欺負咱們漢人，那可真是“兒子打老子”了〕
金庸則還嫌不過癮。他還要替乾隆皇帝整出個漢人親弟弟陳家洛來。這陳家洛不但由“官宦子弟”而“落糙為寇”，還成了“反政府軍”的總司令，和他的親哥哥乾隆爺大唱對台戲（《書劍恩仇錄》），豈非連一點譜都沒有？然而這正是金庸先生的高明之處，或精明之處。他深知武俠小說原本不過是扯淡，真實不真實的並不打緊。扯得離譜一點，沒準更有看頭。那就乾脆放開了去胡扯。只要扯得看官們高興，就是好東西。何況這親兄弟一個是九五之尊的當今皇上，一個是浪跡大涯的江湖領袖；一個要“江山永固”，一個要“反清復明”，豈能沒有衝突，沒有戲劇性？如此“大膽假設，胡亂求證”，把戲演得煞是好看，金庸先生真不愧為“一代名扯”。
可惜那些寶貝“金學家”們卻不懂，偏要在金庸小說中挖掘“微言大義”，就像當年經學家們從《關雎》中看出了“后妃之德”一樣。謝天謝地，幸虧他們只是在自己圈子裡嚷嚷，沒多少人當真。否則，“金學”變成了“經學”，金庸小說也非得被謀殺了不可。看來，為了不至於被謀殺，金庸和金庸們還得繼續戲說和胡扯下去。
但問題也就來了。依照經不如史，史不如子，子不如稗，讀稗官筆記不如讀武俠小說的邏輯，豈非越是荒誕不經就越是趣味盎然，越是值得一讀？讀書讀到這個份上，可真不知道是幸呢還是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