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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看來，弟子發現了取得了真經而不與先生分享，那才是不道德。

　　  歷史的悲劇或悲劇性也正在這裡：汪籛和陳寅恪都是真誠的，道德的，而雙方的格格不入卻一至於此。一個要“革命”，一個要“守節”，這一場衝突是在所難免的了。問題是，陳寅恪為什麼要對汪籛發那麼大的脾氣，以至於說出“你不是我的學生”這樣的話？

　　  答案也許就在由汪籛筆錄的《對科學院的答覆》裡面，在這篇自述中，陳寅恪說：“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

　　  ”“獨立精神和白

　　  由意志是必須爭的，幾須以生死力爭。

　　  ”“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

　　  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這其實也是陳寅恪的一貫思想，因此他在《答覆》

　　  中開篇就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而碑文的核心和靈魂，也就是這八個閃亮高岸的文字：自由思想，獨立精神。  

　　  五自由思想，獨立精神

　　  真正震撼我們的，也正是這八個字：自由思想，獨立精神。

　　  幾乎所有的人都很看重這八個字，夏中義也不例外，但他卻把這八個字歸到乾嘉以來的所謂“學統”里去了，並稱自由思想為學統之骨，獨立精神為學統之魂。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竟然能產生於毫無獨立自由可言的中國傳統社會，而且還誕育於文化鉗制最烈的乾嘉時代，這本身便很可疑。就算是吧，話也不能這麼說。學統，甭管它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總歸是“統”。有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作為魂骨自然很好，但反過來把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統”將進去，卻未必是什麼好事。況且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也不是什麼“學統”之類的玩藝可以“統”得起來的。因為一“統”，就不自由、不獨立了。什麼是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所謂“獨立”，就是不依附，當然也不依附於什麼“學統”；所謂“自由”，則不但包括怎樣想，也包括想什麼，還包括不想什麼。也就是說，想不想，怎樣想，想什麼，都是我的自由。我可以自由地按照這種思路去做學問，也可以自由地按照那種思路去做學問，甚至我還可以不想做學問。不想做學問，也是一種自由思想，卻與“學統”無涉。當然，學問家還是要做學問的，但如果不把話說到這個地步，則那個“自由思想”仍不自由。  

　　  因此我不認為這是一個什麼學統問題，而是一個做人問題。我的觀點是，學問可以不做，人卻不可以下做；學統也可以不要，人格卻不能不要。沒有人格的獨立，哪有獨立｛的精神？沒有意志的自由，又何來自由的思想？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對陳寅恪也就多了一份理解。就說陳先生，再堅持的“不宗奉馬列上義”吧，是他陳寅恪反感馬列主義，或者反對馬列主義嗎？恐怕未必。

　　  馬克思主義畢竟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項重要成果。任何不帶政治偏見、有學術良知與良心的知識分子，都會對它持有一種敬重的態度。但問題是，這份敬重必須是我發自內心的，而不能是別人強加於我的。事實上，早在“宣統三年”，陳寅恪就已經讀過了《資本論》原文，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也十分重視經濟因素的作用和階級意識在政治鬥爭中的反映。就算沒有這些，也不等於陳寅恪反對馬克思。

　　  因為馬克思的學說，就是馬克思自由思想的結果，也體現著馬克思的獨立精神。

　　  不自由，不獨立，哪來的馬克思主義？難道《資本論》是按照官方意志寫的，或者申請過“國家級課題”？

　　  所以，肯定陳寅恪，不等於否定馬克思。在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問題上，他們是相通的。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是高於一切的。既高於政治，也高於學術。  

　　  比方說，儘管有陳寅恪“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的夫子自道，友人吳宓“蓋藉此以察出當時政治（夷夏）、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素存焉，絕非清閒、風流之行事”的理解回護，還是有不少人對陳寅恪耗費十餘年時間撰寫《柳如是別傳》不解，認為不值得。畢竟也就是一個柳如是麼！小題當然也可以大做，但再大也是“小題”，而身為“大師”和“巨匠”的陳寅恪，難道不該去建構更為體大思精的史學廣廈？

　　  其實，這裡沒有什麼值不值的問題。陳寅恪耗費十餘年時間撰寫《柳如是別傳》不值，梁宗岱種菜養雞就值？梁宗岱何許人也？他是法國象徵派大詩人保羅？

　　  梵樂希的異國之友，世界大文豪羅曼？羅蘭的忘年之交，巴黎文化沙龍的座上嘉賓。他的詩人氣質和文學才華就連一向崇尚高貴和浪漫的法國文化人也為之傾倒。然而他卻去種菜養雞！因為他作為外語系的“大白旗”，在1958年便被劈

　　  頭蓋臉地痛批。他平時常常掛在嘴邊的“天才教育主義”和“老子天下第一”更是成為眾矢之的。那好，你們不承認我“學問第一”、“教書第一”，我就來個“種菜第一”、“養雞第一”。不讓種不讓養，我還有“喝灑第一”、“力氣第一”（據說諸如此類的“第一”竟有七十多個）。反正老子就是“天下第一”，就要“天下第一”，你能怎麼樣！  

　　  這其實是用一種極端的方式來堅持自己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了，因此“理所當然”地引起了“革命群眾”的震怒，被斥為“對抗運動”的“新花招”，但也一定在某種程度上為陳寅恪所理解。陳寅恪是很喜歡梁宗岱的。

　　  1961年吳

　　  宓來訪，中山大學以陳寅恪夫婦的名義設宴招待，陪宴者的名單由陳寅恪夫婦擬定，而席中就有梁宗岱夫婦。余則為劉節夫婦、梁方仲夫婦和冼玉清，都是陳寅恪的相好相知。

　　  實際上陳寅恪又何嘗不是這樣做的？他體弱目盲，當然無法去種菜養雞。但他同樣可以去“不務正業”。比方說，不上課，不發表論文，不做“公認”該做的“大課題”。陳寅恪曾自謂其《論再生緣》一文乃“頹齡戲筆，疏誤可笑”，這決不是什麼“自謙”或“自嘲”，而毋寧說是“自得”和“自許”，即“寧作戲筆，不入時流”。不錯，我是要做研究，也可以做大課題，但必須按照“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去做。如不能，則寧肯不做，或者去做“無益之事”，正所謂“閒同才女量身世，懶與時賢論短長”。

　　  顯然，問題並不在於做什麼，也不在於值不值，而在於它是否本之於“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如是，則值；如不是，則不值。而且，對於陳寅恪、梁宗岱他們而言，只要是自己的自由選擇，哪怕是“著書唯剩頌紅妝”，哪怕是“一腔心事付荒唐”，一旦做了，也一定是“天下第一”。一流就是一流，他變不了一二三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