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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的原因倒不是要糾纏是非，或爭個輸贏，而是因為實在有話要說、可說，也值得說。焦先生問：“關於武俠小說，易中天的看法是就是個好玩，休閒，像大學教授們那樣深究其他，純粹扯淡。可是中天先生對《中國製造》和《水滸傳》
的人物情節精心琢磨，專題研究，連篇累牘，卻是為何？憑什麼《中國製造》和《水滸傳》就可以如此當真，而誰當真了武俠小說好像就是缺心眼兒？這個我不明白。”我以為，這其實牽涉到個不可不討論的理論問題，那就是：我們怎樣讀小說，我們怎樣做批評。
我歷來認為，讀小說和做批評是兩回事。小說是什麼？我的定義是：小說就是可以躺在床上看著玩的東西。一本書，如果非得正襟危坐地“刻苦攻讀”，頭懸樑錐刺股的，那就決不是小說。小說首先是一種“閒書”，是供人打發時日，消遣光陰，看著玩的。人生難免無聊，也難得無聊。無聊才讀書。但無聊之時，又只能讀“閒書”。小說即其中一種。除以此為攻作（比如做文學研究或文學批評）者外，一般人讀小說，總多半在下班之後，正業之餘，閒暇之日，旅途之中。
這時，當然是怎麼舒服怎麼來。躺在床上或沙發上，便是最佳方式之一。書的選擇，也多半是哪本好看挑哪本，哪本好玩讀哪本，很少有人會哪本有用看哪本的。
所以，不光是武俠小說，所有的小說，也都“就是個好玩，休閒”，只不過武俠小說特別明顯而已。你想，讀武俠小說有什麼用呢？當真讀完以後去行俠仗義或參加革命不成？那是嚴家炎他們扯的淡，沒人當真。有點文學史常識就知道，小說原本起源於講唱文學。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就是講唱文學。那麼，哥們爺們到茶館裡去聽說書，是為了什麼呢？莫非是去聽黨課，或者攻讀博士學位？當然不是。他們就是去休閒的。這道理誰都明白，焦先生想必也不例外。
事實上文學三大樣式（小說、散文、詩）當中，小說也是最具有休閒性的。
讀詩讀散文，雖然也要有閒，或可以休閒，但當真要解悶，還得讀小說。不信你到火車上去看，有幾個人捧著一本詩集坐在那裡讀的？沒幾個吧？古人倒是曾經以讀詩讀散文為休閒，但那或者是因為當時還沒有小說，或者是因為需要有另一種休閒方式，就像現在人們既看電影電視，又唱卡拉OK一樣（事實上唐詩宋詞
就是由青樓女子在當時的“歌舞廳”、“夜總會”里唱的）。饒這麼著，也還要讀傳奇，讀志怪，因為小說最好玩。我們實在應該理直氣壯地宣布：小說，就是這麼個東西，也就該這麼讀。
然而小說又最具有現實性。小說，無論以何種面目出現，寫的是武俠還是神魔，都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小說中的人物，其實也都是社會生活中的人。實際上人們之所以要看小說，就像他們要看戲一樣，主要是為了滿足自己對社會生活的好奇心，想看看自己的“鄰居”是怎麼過日子的。小說家做的，就是這樣一項工作，即把自己對社會生活的體驗、感受和看法，編成故事講給大家聽。這和小說的休閒功能並不矛盾。人們在拉家常說閒話時，不也張家長李家短的麼？說白了，小說就是用反映社會生活的方式來休閒。但這樣一來，小說在實際上所起到的作用，便又不止於休閒了。因為儘管人們讀小說的初衷，原本不過是放鬆放鬆，消遣消遣，但當真讀進去以後，就沒準會讀出別的東西來。比方說，吸取生活的教訓啦，引發人生的感慨啦，或者“才子見纏綿，革命家見排滿”之類，這也不奇怪。因為小說要真能休閒，就必須好看。也就是說，要“引人人勝”。什麼東西最能引人人勝呢？說到底，還是社會生活，是社會生活中最能見出人性內在矛盾衝突的那些人物和事件。小說家就是拿這些東西來說事的。優秀的小說就像面鏡子，既能反映生活，又能洞見靈魂。而且，由於它是小說而不是論文，還必須是感性具體、生動、鮮活的。這就無形中樹立了榜樣或提供了經驗。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唯其如此，小說才成了“生活的教科書”。所以，讀小說讀出別的東西來，純屬正常。這同樣是小說的一種讀法，沒有什麼對不對的問題。毛澤東《從紅樓夢》里看出了階級鬥爭，你能說不對？至於他老人家讀《水滸傳》，得出“好就好在投降”的結論，在我看來就不僅是“對”，而且是高明透徹精闢之極（這個問題我將專書另論）總之，一部作品一面世，就不僅僅屬於作者，也屬讀者了。讀者完全可以按照自己喜歡的讀法去閱讀，讀出什麼是什麼。如果他是個批評家，他還可以根據自己讀出的東西去發表評論‘薩孟武先生談《水滸傳》和《紅樓夢》就是這樣做的，我淡《中國製造》和《水滸傳》也是這樣做的。
那麼，“像大學教授們那樣深究其他”，怎麼就“純粹扯淡”呢？
關鍵就在於“深究其他”的那個“其他”，究竟是什麼。我從來就沒有反對過“大學教授們”（也包括其他人）從武俠小說（或其他小說）中讀出別的東西來。但你必須承認那畢竟是“別的東西”，當你讀出那“別的東西”並據此發表議論時，我就已經不是本來意義上的“小說讀者”了。事實上，當毛澤東從《紅樓夢》里看出了階級鬥爭時，他不是文學家，而是政治家；當薩孟武先生從《水滸傳》里看出了中國古代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問題時，他也不是文學家，而是歷史學家。也就是說，他們並沒有或並不只是把《紅樓夢》和《水滸傳》當小說看，談的也不是文學問題。他們只不過是借題發揮，用《紅樓夢》和《水滸傳》
提供的材料進行政治思考和學術研究。至於在下，雖不敢和偉人、前輩相提並論，但態度和方法卻是從他們那裡學來的。當我寫《人在官場》和《替宋江拿個主意》
時，也沒有把（中國製造》和《水滸傳》只當小說看。我在《人在官場》一文的開頭說得很清楚，我是要把周梅森《的中國製造》“當做一個真實的案例，來討論一些現實的話題”。換言之，我們都把這些小說派了別的用場”。
一件東西可以兩用，甚至多用，也是完全正常的。但不能據此便認為一個事物有許多本質。任何一個事物的功能，都有“本來意義的”和“非本來意義的”。
這就要看發明的初衷，以及通常的用法。比如斧頭，原本是用來劈柴和做木工的。
有人硬要拿來殺人，我們也沒有辦法。但你能據此就說斧頭不是勞動工具而是殺人兇器，應該像管制槍枝一樣管起來麼？同樣，武俠小說原本不過“就是個好玩，休閒”。你也不能因為有人讀了以後去投奔革命，就說它有“培養革命者”的功能。不清不楚到了這個份上，不是扯淡是什麼？
現在我們清楚了。一件文學作品，可以同時具有文學的功能和非文學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