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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打，只看，也是可以的。因為看也是一種態度，一種能夠證明自己“清白”的態度，而“身上有罪”或“心中有愧”的人，是連看也不敢看的。比方說，皇上要辦一個大臣的罪，便會說：“你敢抬起頭來看朕麼？”跪在下面的大臣，則多半只會回答“不敢，臣罪該萬死”，然後又磕下頭去。所以，那些被審判或示眾的罪人，是既不敢看執法官，也不敢看同案犯的。他們只能做“低頭認罪”狀。

　　  顯然，打和看，是兩種證明自己“無罪”亦即“清白”的方式。當然，這種證明也不是無時無刻都有必要。倘若天下大治，舉世太平，皇上是“聖主”，百姓是“良民”，也無妨相安無事，“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但倘若天下大亂，盜賊蜂起，或者在某個特定的場合（比如在逛百農神殿），已不容置疑地預定了“我們中間有罪人”的前提，那麼，每個人都必須到那有罪或被派定有罪的那個人那裡，去尋找自己無罪的證明，甚或無端地去找出一個或幾個“罪人”，來作這個證明。1957年是這樣，19年也是這樣。

　　  於是，每到這時，中國人的抉擇往往就只有兩種：不是挺身而出去當義憤填膺的打手，便是站在邊上去當無動於衷的看客。當然，也還有種可能，就是被當眾揪出，去當被打被看的罪人。總之，打手、看客、罪人，只有這三種角色可供選擇。不過當罪人並非情願，也就不能算。能算的實在只有兩種：要麼去打，以證明自己有“善的正義”；要麼去看，以證明自已無“罪的嫌疑”。唯恐別人不知道自己是好人的便去打，那些不太害怕被看做是壞人的便去看。所以，“同案犯”

　　  的相互揭發、指責、批判和毆打，有時可能會甚於他人，反倒是那些不相干的人，會採取旁觀的態度。但退場的可能性，則幾近乎零。

　　  四有罪的與受罪的

　　  其實，我們豈止不能退場，只怕就連不打不看都不行！因為不去打，也不看，不是“有罪”，便是“有愧”。

　　  有愧，即默認有罪。

　　  我們不能默認有罪。法利塞人能，是因為他們知道人人都有罪，你有我有全都有。大哥二哥麻子哥，大家臉上差不多，也就彼此彼此，老鴉不必笑豬黑。中國人既然已經預先設定人家都是好人，人人都很清白，六億神州盡舜堯，誰要是默認有罪，豈非自外於群眾，自絕於人民？

　　  法利塞人能夠默認有罪，還因為他們都承認（或被認為是承認）世界上除了具體的罪以外，還有一種抽象的罪，即原罪。原罪是人人都有的，認了也無妨。

　　  中國人沒有這種抽象的罪，就只有具體的罪。如果默認有罪，人家就會猜想和追問是什麼罪。在某個特定的場合下，比如在迦百農殿堂上，最大的可能當然就是和那婦人一樣的罪：如她樣yín亂，甚或就是她的jian夫。這個嫌疑誰敢背？難怪在中國傳統社會，但凡有“捉jian”之事，打手和看客都非常之多，也非常起勁。當然，起勁的原因也不光是這一條。我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一書中對此有過分析，有興趣的讀者不妨一看。

　　  同樣，在“文革”中，在批判“三反分子”、“牛鬼蛇神”時，幾乎不費什麼氣力，很容易地就弄到了人人上陣、個個都是批判家的地步。道理也很簡單：你不上陣麼？你不喊口號麼？你不寫大字報麼？你不在這些“革命行動”中表現出“革命熱情”和“革命義憤”麼？那你就和他們一樣，也是“三反分子”、“牛鬼蛇神”。

　　  請問，在那種場合下，又有幾個人敢於退場，能夠退場呢？也許，還沒來得及退場，就被當眾揪出，和那婦人一起，去充當被打被看的角色了。

　　  這樣的風險，誰擔得起？

　　  看來，原罪還真是個好東西。至少，有了原罪，人就有了一個退路。因為了不起退回到那“原始罪惡狀態”。即便退到那一步，也沒有什麼不得了，因為那是每個人都曾有過的一種狀態，當然也就沒有什麼可自慚形穢、無地自容的。難怪西方人敢退場，因為他們沒有後顧之憂。中國人就不同了。中國人沒有原罪，也就沒了退路。因為你既然原本無罪，那就不該有罪。這就正如在江湖上，如果你從未失手，那就次次不能失手；如果你不曾被殺，那就再也不能被殺。於是，你就必須不斷地去拼，去殺人，不能因一時的“心慈手軟”毀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同樣，如果你是通過整治別人來證明自己“革命”的，那你就只能“繼續革命”，繼續整人。懺悔？懺悔什麼？一旦懺悔，豈非承認自己有罪？那就不但現在不是人，連先前也不是人，一輩子不是人。難怪那些整人的人，那些“文化殺手”不願意懺悔了。豈但不懺悔，而且往往是整過一回人的，下回還整人，一輩子整人。即便沒有整人的氣候環境了，也不會金盆洗手。一有風吹糙動，馬上重操舊業，甚至迫不及待地跳將出來。

　　  這大約也是由不得自己的事。所以，江湖上，越是資格老、名氣大、功夫好的俠，越是會感到自己“身小由己”。也所以，這些俠們會真誠地告誡自己的子弟或弟子，切切不可妄入江湖。因為一旦踏入江湖，就再也沒有退出的可能。

　　  但，身在江湖之外，就不必有退路麼？

　　  一般地說，江湖之外，風險當然要小得多。在通常的情況下，我們是不會感到“無路可退”的痛苦和可怕的。但這決不等於退路之於人，是可有可無的東西。

　　  事實上重要的並不在於有沒有路可退，也不在於是否一定要退場，而在於有沒有退場的權利。要不要行使這個權利，或有沒有必要去行使它，是一回事；有沒有這個權利，是另回事。因為所謂人生，原本就是由個個具體的“現場”而構成的“現實”。我們既然沒有“原罪”作退路，也沒有“來世”作歸宿，那麼，我們就只能生活在這一個個具體的“現場”中。當然，大多數現場並不可怕，也不難受，沒有退場的必要。然而，誰也不能擔保，我們就一定不會被身不由己地逼入某一特殊的現場。那麼，屆時我們又將如之何呢？

　　  那就只能要麼去打，要麼去看。打，可能下不了手；看，可能看不下去。阻止打和看，又可能導致自己的被打和被看。剩下的兩條路，大約也只有“趕緊溜出去”和“裝做沒看見”了。裝不了糊塗的就溜，溜不出去的就裝，都做不到就只好麻木。現在許多人以“恨鐵不成鋼”的心情痛斥中國知識分子在強權和暴政面前的麻木，卻很少有人想到這麻木也有一半是逼出來的。

　　  其實麻木也不容易。在“文革”中，麻木，或曰“政治態度不鮮明”，也是要受批判的。這時，如果繼續麻木，裝瘋賣傻，等著你的就只有批判會和瘋人院了。躲起來也不行。因為“你不問政治，政治要來問你”，正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躲又躲不掉，逃又逃不脫，又沒法昧著良心參加打和看，連“麻木不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