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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它的批評，也可以有文學的和非文學的兩種。你可以對文學作品進行非文學的批評，但不能因為你的批評對象是文學的，就說你的批評也是文學的，更不能因此就說你看出的那些“別的東西”就是文學的本質。比方說，你從金庸的小說里看出了“愛國主義”，那是你自己的事。如果你公然以文學家或文藝理論家的身份宣稱武俠小說具有培養愛國主義精神的本質功能，還要把這當做文藝理論來講，我就要說你“純粹扯淡”。
所以，不是當不當真的問題，而是怎樣當真的問題。這個問題，一般讀者並不需要搞清楚。一般讀者（包括非文藝理論專業的大學教授）當真也好，不當真也好，看出什麼也好，看不出什麼也好，都不算“缺心眼兒”。但像嚴家炎先生那樣的“大學教授”們，卻不能不搞搞清楚，因為他們就是吃這碗飯的。他們要是也搞不清楚，或故意不搞清楚，那就是尸位素餐、或不講職業道德，也就怨不得我筆下無情了。
歷史能幫我們看清現實
——答《新書報》記者楊稀貴問
問：易先生，最近讀到您的暢銷書《品人錄》。這是一本談歷史的書。但據我所知，您並不是學歷史的，那麼請問，您為什麼會對歷史產生這麼大的興趣？
答：因為歷史是不能也不該被忘記的。密芝勒說過：“誰把思想局限於現在，誰就不能了解當今的現實。”人總是生活在歷史和傳統之中。誰也無法割斷歷史和傳統來生存。如果忘記了歷史，那他在現實生活中也一定“找不著北”。現實不能改變歷史，歷史卻能幫我們看清現實。所以毛澤東說：“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
問：但我注意到，您這本書和我們通常看到的那些歷史書很不相同。它的材料基本上來源於正史，寫法卻又是文學的，既不是史學著作，又不是歷史小說，有點“不倫不類”。
答：正是這樣。我這本書，還有同時出版的另外三本，―—《閒話中國人》、《中國的男人和女人》、《讀城記》，在學科分類上都無法歸類。但這對我並不重要。我關心的是怎樣才能有更多的讀者。我的讀者是沒有專業限制的。青年學生、機關幹部、公司老總、官員和文員、教師和律師、市民和農民，只要有興趣，都可以閱讀。我希望他們能在輕鬆愉快之中閱讀，讀完以後又能有所收穫。總之，我的目標，是“高品位，廣讀者”。
問：那麼，您為什麼不寫歷史事件卻要寫歷史人物？
答：因為歷史是由人創造的，也是由人構成的。沒有了一個個生動鮮活的人物，歷史就會變成一堆枯燥無味的材上料或符號。歷史學家們是搞“科研”的。
他們在製作“科學標本”的時候總是會有意無意地把生活的“氣息”去掉，然後再根據這典“標本”抽象出“規律”來。然而我卻更願意把規律“還原”為人。
道理很簡單，如果不是為了人，為了人的生存與幸福，我們要歷史做什麼？
問：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可寫的人物也很多，您為什麼要選擇項羽、曹操、武則天、海瑞和雍正呢？
答：有兩個原因。一是這五個人人家都比較熟悉。熟悉就可能產生興趣（比如讀者可能會產生好奇，想了解作者的觀點和自己是否相同或有什麼不同），而且寫起來也可以省去許多麻煩（比如不必花太多筆墨去交代背景）更重要的是，他們無一例外地都是悲劇性人物：不是身敗，就是名裂，不是生前受打擊，就是死後背罵名，沒有一個功德圓滿。
問：悲劇性人物就特別值得注意嗎？
答：是的。真正的悲劇背後都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項羽、曹操、武則天、海瑞和雍正，無疑都是中國歷史上最傑出最優秀的人物之一，但結局卻都不怎麼好。就說海瑞吧，那是地地道道的清官和直臣。他連皇帝都敢批評，兵部多算了七錢銀子的柴金他也要退回去。然而他卻被政敵指斥為“偽君子”，萬曆皇帝的處置也只是說他“鎮雅俗、勵頹風，未為無補”，但“當局任事”則“恐非所長”，說白了就是只要他做擺設。對於這樣一個立志要清除腐敗、重道德的人來說，這難道不是悲劇？
問：這裡面有沒有個人的原因呢？
答：當然不能說完全沒有。比如項羽失之頭腦簡單，操失之jian詐狡猾，武則天失之手段狠毒，海瑞失之迂闊偏執，雍正失之猜忌刻薄。但，如果沒有這些缺陷，他們的命運就不會是悲劇性的嗎？恐怕難講。過去我們總是習慣把王朝的興衰、事業的成敗、歷史的更替和事情的對錯都歸結為個人的原因，歸結為某個領袖人物或主導人物個人品質的優劣好壞。但我們從來就不知道舞台上為什麼會那麼多白臉和白鼻子，也不知道紅臉和黑臉什麼時候出現，因為我們不知道編劇和導演是誰。我們只能寄希望於運氣和等待，卻不肯承認每一次的“善報”，往往也差不多意味著下一次“惡運”的來臨。
問：那麼，問題究竟在哪裡？
答：在制度和文化。
問：您能說得詳細具體一點嗎？
答：這就說來話長了。我想還是請讀者自己去看書吧。但可以肯定，要有健全的人格，就要有健全的制度；要有健全的制度，就要有健全的文化。也許，這正是我們代新中國人的歷史使命。
學術能走向市場嗎
——答《亞太經濟時報》記者劉曉東問
問：在
2000年，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了您的“隨筆體學術著作？中國文化系列”一共四種：《閒話中國人》、《中國的男人和女人》、《讀城記》和《品人錄》。
我注意到，這四本書在一年之內就印了三次，累計印數達數萬之多，而這些書其實學術性很強，因此我想問：這是否意味著學術著作也是可以走向市場的？
答：至少部分可以，而且應該。
問：為什麼說應該呢？
答：這就牽涉到為什麼而學術的問題了。我的觀點是“為人生而學術”。也就是說，我們之所以要有人文學科的學術研究，歸根結底是為了讓人活得更好。
這就要關注人、人性、人際關係和人的生存環境。更重要的是，這種關注不能是居高臨下或冷眼旁觀的。研究者必須把自已也擺進去，要有自己的感受和體驗，甚至要把這種研究當做自己的一種生存方式，一種活法。只有這樣，研究的結果才可能是從自己心靈深處流溢出來的，帶著鮮活的生命和情感，也才可能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
問：這和走向市場又有什麼關係？
答：關注人生也就是關注社會，而知識分子要想成為社會的良知與良心，就必須進行獨立的思考。這就首先要有人格的獨立。但沒有經濟的獨立，也不會有人格的獨立。人們總喜歡罵文人沒有骨氣，卻常常忽視一個現實問題：他們每個月就那麼幾個小錢，上有老下有小，又要養家又要餬口，頭頂上那幾片瓦和腳底下的立錐之地都是單位的，看病吃藥哪怕就幾片阿斯匹林也要靠單位報銷（說得不好聽也就是討），你叫他如何硬得起來？魯迅先生能夠“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軟”，原因之恐怕也在於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所以先生對於版稅稿費之類的事，從來就不清高就不含糊。因此，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索要自己的勞動報酬。但不是向政府，而是向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