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頁

　　  都不行，請問，這是不是受罪呢？比這糟糕的還有：我們還可能被逼上場去成為被打和被看者，甚至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來給別人看。如果說這已經夠慘的了，那麼，更慘的還在後頭：有的人，甚至可能連那份資格都沒有，只能被“晾”在場上不死不活，那才叫“活受罪”呢！

　　  別以為這是無稽之談或危言聳聽，祥林嫂和“文革”中一些人的遭遇，就是證明。

　　  五樣林嫂的故事

　　  祥林嫂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祥林嫂是好人。世界上，比祥林嫂更好的人並不多，然而這個好人的命卻並不好。也無妨說，這個世界上，沒有比祥林嫂命更苦的。少婦喪夫，原本就是不幸，她居然喪了兩回；寡婦有子，原本尚屬萬幸，她居然又死了兒子。如此之多的不幸加諸一人，任誰也難以承受，而她居然也挺了過來。從這一點看，我們還應該說，祥林嫂不但是好人，而且還是堅強的人。至少，不是那種心胸狹隘，一點小事就想不開的人。

　　  所以，祥林嫂後來的失魂落魄、膽戰心驚，惶惶然如喪家之犬，惴惴然如過街之鼠，以致淪為乞丐，形同殭屍，就不是因為自己心理脆弱，完全是被人逼的。

　　  其實，祥林嫂是很認命的。她對生活的要求也不高，只想安安穩穩過日子，清清白白做人，並不企求她所付出的都能有相應的回報。但似乎連這一點小小的願望，命運都吝於滿足。打擊接踵而來，罪名無辜而加。這個天底上最好的人，終於一再地被視為“不祥之物”和“不潔之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只值得煩厭和唾棄”。儘管在這全過程中，她沒有一丁點過錯，完全是身不由己，但她也仍然甘願把這一切，包括命運的不公和他人的不公，都獨自一人承擔下來。她只希望在她認命兼“認罪”以後，人們能給她一條生路，一個能夠“贖罪”的辦法。

　　  她聽信了柳媽的話，用自己兩年的血汗錢，到土地廟裡去捐一條門檻，“給千人踏，萬人跨”，就是證明。

　　  這其實已無異於自己走上場去，讓別人去打去看了。她這樣做，是很不容易的。因為肯這樣做的前提，是承認自己有罪。她這樣做，也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希望能夠讓她“重新做人”，而且是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做人；比方說，能夠有資格參加祭禮的籌備工作。這些工作無非是殺雞、宰鵝、買豬肉，用心細細的洗，把自己的臂膊“在水裡浸得通紅”，以及在煮熟的犧牲上“橫七豎八的插些筷子”，在供桌上分配酒杯之類，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然而在她，卻是重新獲得了“做人資格”的證明。

　　  不難想見，當魯四太太慌忙大喝“你放著吧”時，祥林嫂遭受的是怎樣一種打擊。而中國人的不能退場，在這裡似乎可以開始看得明白些了。

　　  前已說過，既沒有“原罪”作退路，又沒有“來世”作歸宿的中國人，是只能生活在現實即一個個其體現場之中的。有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現場。但無論什麼人，都不能沒有自己的現場，正如一個演員不能沒有舞台一樣。所以，任何人，都必須“在場”，尤其是必須在被規定為自己的、足以證明自己作為一個人而存在的一個或幾個現場。質言之，“在場”即“是人”。

　　  反之，“不在場”即“不是人”。自己不在場（退場）即自己“不做人”，被人趕出場（出局）即被人“不當人”。所以，當祥林嫂被禁止參與祭祀的籌備，亦即被逐出最能證明她是“清白人”的現場時，她便開始疑惑自己的“做人”是不是出了點問題。這個疑惑後來終於在魯鎮人們那“又冷又尖”的笑影中得到了證明。她即便再愚鈍，也不難看出人們已不再把她“當人”。

　　  即便如此，她仍然打算“認命”，即打算在那“場外”苟活一生。直到有了柳媽的一席話後，她才發現自己不但“做人”有了問題，就連“做鬼”也成了問題。她這才意識到，一個人如果被逐出現場，那麼，他就不但沒有了“活路”，就連“死路”也沒有了。顯然，只有爭取重新“上場”，才有可能重新做人，而且不至於連“死路一條”都沒有。

　　  於是，這個向受人擺布、逆來順受的女人，生平第一次自己做主（雖則也是受了蠱惑），做了一件極其重要的事——去為自己買一個贖罪的替身。而在她自以為是地這樣做了以後、心裏面最迫切要做的，便是在準備祝福時“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

　　  因此魯四太太那一聲當頭棒喝，就把這個雖然不幸但並不脆弱的女人徹底擊垮了。因為這句話不但斷了祥林嫂的“生路”，也斷了她的“死路”。

　　  這一回，她是真真正正地走投無路了。

　　  當然，祥林嫂最終還是死了。而且我們知道，她死得很慘。

　　  說她死得很慘，不是說她死的方式很慘或狀態很慘，比如被砍頭、腰斬、活埋，或者被嚇死、氣死、悶死等等。當然，更不是指她死了以後沒有棺材、沒有墓穴、沒有人獻花圈開追悼會，沒有親人送葬孝子哭喪。

　　  人總是要死的，死亡本身並不可怕，也並不悲慘。但人與動物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不但要活得其所，也要死得其所。“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祥林嫂不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也不是為正義、真理、信仰而死的，她的死，並不重於泰山。同樣，祥林嫂也不是為個人利益而死的，不是為蠅頭小利、雞毛蒜皮而死的，她的死，也並不輕於鴻毛。她也不是處於泰山鴻毛之間的壽終正寢，壽終正寢也可以說是死得其所。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死，她只是不明不白地死了。而且，因為死得“不是時候”，還被魯四老爺斥之為“可見是一個謬種”。

　　  這才真是荒謬之極！莫非一個人的死，還可以選時間的麼？這也正是祥林嫂之死的悲慘之處。不但不能死得其“所”，甚至無法死得其“時”。

　　  命運於她之不公，於此為極。她為世道所不容，也於此為極。

　　  按理說，一個人，不管他的“罪孽”有多麼深重，如果已經死了，似乎也沒有太大的必要再“揪住不放”。人都死了，還有什麼好說的呢？最嚴重的復仇，亦不過殺了對方而已。何況祥林嫂和任何人，也都無冤無仇。然而偏是她，死了也不得“安生”。活著的人要罵她是謬種，死了的鬼要把她鋸成兩半。

　　  也許，祥林嫂唯一的“錯誤”，就在於當她被賣到山裡時，竟沒有果真一頭撞死。失去了“清清白白做人”的最後一次機會，自然後來的種種努力，比如捐門檻什麼的，也都無濟於事，連“死路一條”也沒有了。

　　  於是，她就只能既“不得好活”，也“不得好死”，甚至“死有餘辜”。

　　  然而，一個人，撞不撞得死，又哪裡由得了自己？所以，祥林嫂的罪，便只能叫“身不由己罪”。這樣一想，則祥林嫂的故事，便有了一種普遍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