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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准又是一個老革命家。早在三於年代，便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下鬥爭，並於

　　  1935年人黨，以後又奔赴革命根據地，在“沙家浜”當專員，在延安當學員，在山東當游擊司令。1949年，三十四歲的顧准，作為中共高級幹部掌管了遠東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財政稅務大權，與陳毅、潘漢年、方毅等同為上海市政府黨組成員，並成為顯赫的副市長候選人。這時的顧准，真可謂意氣風發，光彩奪目，前程似錦。上海多少領一點世面的人，無不知曉他的大名，無論按照舊社會的眼光，還是新中國的標準，年輕的顧准都是男性羨慕的“成功人士”，女性心儀的“白馬王子”，光是求愛的情書就不知收到多少。如果說真有了什麼“天賦”和“運氣”的話，那麼，命運對顧准似乎不薄。孔子說：“吾十五而有志於學，三十而立。”顧准呢？十五歲當校長，二十歲當局長，豈非“天資聰穎”又“少年得志”？

　　  然而顧准成名早，倒霉也早。1952年

　　  2月

　　  29日，事前毫無思想準備的顧  

　　  准，在“三反”運動中被當做“思想老虎”（而且是“大老虎”）揪了出來，撤職反省，成為建國後第一次政治運動的祭品。災難一旦開了頭，就停不住腳。此後，顧准就一再受到打擊和迫害。1957年和

　　  195年，顧准兩次被戴上“右派”帽

　　  子，被秘密逮捕，送去勞改，成為我國唯一個兩次戴帽的“雙料右派”。在接踵而來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盡磨難和摧殘：挨不完的批鬥和毒打，寫不完的交代和檢查，干不完的髒活和累活，受不盡的歧視和侮辱，妻子離婚自殺，子女斷絕關係，老母親睽違十載而不能相見，最後是身患絕症而不得醫治，真所謂“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顧准所受之苦難，可以說是到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極致。

　　  這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一方面，他是老革命、中共高幹、中國科學院的研究員、知識淵博的學者、哈耶克式的思想家、才學超群鐵骨錚錚的非凡男子（直到“文革”後期仍有知識女性願意嫁給他）；另一方面，他又是思想惡劣的“階級異己分子”、不可救藥的“雙料右派”、死不改悔的“反革命”、麻風病人一樣的“不可接觸者”、鰥老病窮的“喪家犬”、牽連家人的“白虎精”。兩兩相比，反差實在太大。於是我們就想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二才氣與傲氣

　　  原因是多方面的。

　　  社會歷史方面的“客觀”原因或者說“大氣候”就不去說了。在那個荒唐的年代，就連章乃器這樣的共產黨的老朋友都要被打成“右派”，就連彭德懷這樣的元帥元勛都要被置於死地，就連國家主席劉少奇手持《憲法》都保護不了自己，遑論其他？問題是，即便所有的人都挨整挨批，也並非所有的人都被整得那麼厲害，更並非所有的人一開始都挨整。不整別人偏偏整你，就必定還有個人方面的原因。

　　  建國初期即在政治運動中翻船倒台的中共高幹，無非兩種人。一種是確有罪行、錯誤和問題的，如劉青山、張子善，如高崗、饒漱石；另一種就是為了“完成任務”而被拉出來湊數的了。當時毛澤東親自督戰，上令“限期展開鬥爭”，並具體下達“打老虎”的指標：各大軍區、各大省、各大城市至少幾百隻，而上海的指標則是“上千隻”。天曉得這些數字是怎麼估算出來的！但沒依據歸沒依據，該完成還得完成。因為你如果完不成這個數字，那你自己就是“大老虎”。  

　　  沒法了，為完不成指標而苦惱狼狽不堪的上海市委，只好提出“思想老虎”的嶄新概念。這下子“打虎工作”就容易開展了。因為定“思想罪”是不要證據的。

　　  所以，儘管所謂“三反”，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也儘管顧准既未貪污（相反還很廉潔），又沒浪費（相反還很節約），更沒有官僚主義（相反還十分聯繫群眾實事求是），仍然被當做“大老虎”打翻在地，因為可以很便當地說他思想上貪污、思想上浪費、思想上官僚主義麼！

　　  這就是“糙菅人命”了。事實上，沒那麼多“老虎”，又要完成指標，不糙菅也是不可能的。問題是即便湊數，也多少要有點“譜”。比如黎玉，是著名的“老運動員”把他揪出來，無非是把“死老虎當活老虎打”。那時的當務之急是“抓大老虎”。黎玉官居市委委員兼市委秘書長，可以算是“大”；“歷史上一貫犯有嚴重錯誤”，可以算是“虎”。把他揪出來，上上下下包括他自己也都無話可說，倒霉的黎玉也只好自認倒霉。又比如《解放日報》社長惲逸群，“將報社資金借給他人辦企業”，算是有“貪污”嫌疑；市府副秘書長曹漫之，“用美國汽油清洗家中的油漆牆壁”，算是有“浪費”嫌疑；市總工會黨組成員程公琪，“一貫家長式作風，影響幹部團結”，算是“官僚主義嚴重”，馬馬虎虎好歹還算交代得過去（其實這幾位都是深受黨內外尊敬的優秀幹部，且均已平反）。顧准有什麼呢？既無“前科”，又無“現行”，既無“罪言”，又無“劣跡”，為什麼要拉他出來湊數？更滑稽的是，顧准所受的處分，在市委的檔案里，無案可查，無跡可尋，沒有半張書面正式文件，當然也就沒有半點“正當理由”了。糙菅人命一至於此，也實在太離譜了點。  

　　  事出有因。一種猜測是：某些方面對顧准很有意見，早就想於掉他，這一回不過有了機會而已（《顧准全傳》作者高建國即持這種觀點）。這是有道理的。我們現在已無從得知這“某些方面”都是些什麼人，為了什麼來頭這麼大，又這麼強硬，連陳毅也不得不勉強同意他們的意見，但要說顧准旱就被人盯住，必欲去之而後快，則完全可能。

　　  顧准實在太“扎眼”

　　  顧準的惹人注目甚至招人嫉恨是顯然的。少年得志，此其一；樹大招風，此其二；才氣逼人，此其三。顧准實在太聰明了。當會計，他能一邊雙手“打飛歸”

　　  （兩隻手在兩隻算盤上同時計算），一邊和人閒聊天；當局長，他能在主席台上一邊主持會議，一邊寫年度總結報告，同時對別人的發言做摘記，親眼目睹的幹部都驚呼“顧局長大約有三個大腦”！唯其思路敏捷聰穎，才能在建國初期的大上海身兼數職，也才能在無論是當學徒、當教員、當領導、當學者時，都先人一步高人一籌。

　　  有才氣的人多半都有傲氣，而顧準的“不服管”在上海、華東乃至中央都是出了名掛了號的。這個世界上似乎沒有他不敢頂撞的人。他對上海私營工商業進行資產重估，上級部門嚴厲申斥，被他頂了回去，而且出言不遜，語帶譏諷；他參加中蘇聯合考察，蘇聯專家蠻橫霸道，也被他頂了回去，而且語氣強硬，毫不恭順。他甚至對毛澤東親自發動的“反右鬥爭”諷刺挖苦，頗有微詞，當著許多人的面說子什麼“現在老和尚要認一下錯，也不可能了”。這就不但是“反黨”（頂撞上級部門）、“反蘇”（頂撞蘇聯專家），而且是“反毛”了。因為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