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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規矩不能破壞，太皇太后只好讓步。[60]
梁子卻也結下，何況章惇還要誓死捍衛新法。元祐元年年初，章惇與司馬光就免役法展開辯論，幾乎將司馬光駁得體無完膚。是可忍孰不可忍，司馬光團隊迅速反擊。他們先是扳倒了首相福建晉江人蔡確，同時群起圍剿章惇，給出的罪名之一竟然是南方人尤其是福建人必定禍國。[61]
章惇終於被貶，一去就是八年。[62]
即便在這八年間，對手也沒放過他，章惇最後被打發到杭州去看守道觀，官名提舉洞霄宮。儘管在宋代，洞霄宮為天下道觀統領，但這種職務顯然不是章惇想要的。[63]
因此，當他重返朝廷時，便開始反攻倒算。
其實，這次章惇得以回到中樞，與他的主義正確與否已經無關，根本原因是太皇太后在元祐八年（1093）九月初三駕崩，親政的哲宗皇帝既要刷存在感又要出窩囊氣。這就必須跟垂簾時代一刀兩斷。劃清界限的最佳方式當然莫過於重啟熙寧新法，而完成這個任務的最佳人選則是章惇。
於是，第二年四月十二日，哲宗宣布改元紹聖，意思是繼承先帝神聖的遺志。九天後，章惇由洞霄宮管理員被直接任命為首相左仆she兼門下侍郎。誰都看得出，這種非同一般的人事變動，意味著皇帝的決心之大也非比尋常。[64]
章惇接到任命立即動身，送行的人不絕於道。章惇卻只將福建沙縣名士陳瓘（讀如灌）請到船上，虛心求教。
陳瓘說：敢問相公何事為先，才不辜負天子厚望？
章惇沉思良久，然後說：司馬光jian邪，先辦了他！
陳瓘說：相公錯了。
章惇聲色俱厲地說：司馬光獨掌權柄，肆意妄為，誹謗先帝，擅改成法，誤國誤民，怎麼不是jian邪？
陳瓘說：只看行跡不看心跡，誰沒有罪？從熙寧到元豐多有不同，先帝難道沒調整？其實溫公（司馬光）錯就錯在行事太急用力過猛。就像船，哪邊重哪邊輕都不對吧？
章惇大為驚異，留陳瓘吃飯，然後揖別。[65]
這是歷史給予的最後一次機會，前兩次則被王安石和司馬光錯過。其實平心而論，凡事有利有弊，新法和舊章恐怕都有問題，因此王安石和司馬光也都有道理，共同錯誤則是行事太急用力過猛。如果章惇能夠接受陳瓘的意見，吸取前人教訓，拋棄門戶之見，恪守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團結一切力量穩步進行調整，事情也許還有救。
可惜，這並不可能。
章惇回到開封，就像當年的司馬光一樣，被沸騰的民意和情緒裹挾，年輕時的狠勁也冒出來了。為了徹底否定哲宗親政之前的政治，官方文件中竟然出現了“垂簾之初，老jian擅國”的字樣。如此咒罵太皇太后，堪稱面目猙獰。[66]
對待司馬光他們，就更不會心慈手軟，大體上是活著的統統罷官，死了的追奪贈諡，甚至還提出要將司馬光和呂公著開棺暴屍。這就實在太過分了，哲宗不忍，其他人也看不下去。吏部尚書許將就認為這樣做有虧聖德，同知樞密院事曾布則秘密上書，請求不要毀掉呂公著的墓碑。[67]
這時的章惇，完全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沒錯，司馬光復辟時，章惇是冷靜客觀的，看待新法也還實事求是。他說，保甲法一日不除，則有一日之害。不過免役法沒有錯，產生弊病只是“行之太速”而已。然而現在怎麼樣呢？章惇豈止矯枉過正，簡直就是瘋狂。[68]
更瘋狂的是大興冤獄。正如我們在《大宋革新》一卷中所說，當年神宗皇帝要將一個小官刺配軍州，身為副宰相的章惇都堅決抵制，聲稱士可殺不可辱。此刻，他卻差一點就將流放到嶺南的反對派統統殺掉。幸虧哲宗頭腦清醒，明確表示不敢違背祖宗家法。否則，豈不血流成河？[69]
看來，陳瓘的話全都白說了。
章惇卻成了轉折點。如果說，之前司馬光與王安石的不可調和，是主義之辯再加意氣用事，那麼，章惇和他之後就是權力鬥爭再加你死我活了。典型表現，則是徽宗時首相蔡京對司馬光等人的瘋狂清算。正是這種胡作非為，將仁宗以來的政治文明徹底摧毀，終於導致北宋之亡。
當然，這只是亡國的原因之一，而且是後話。
現在，王安石變法的故事已經講完，留下的是無限惆悵和慘痛教訓。前車之覆，後車之鑑，弄清楚這段歷史的問題所在，也許是我們更該做的工作。只不過，事情恐怕還得從王安石、司馬光和章惇的一位共同朋友說起。他的坎坷命運和不幸遭遇，很能發人深省，說明問題。
沒錯，這個人就是蘇軾。
[57]見《宋史·章惇傳》、民國《盩厔縣誌》。
[58]見《宋史·章惇傳》、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七十熙寧七年九月壬子日條。
[59]見《宋史》之神宗本紀三、章惇傳，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一熙寧八年十月庚子日條、卷七十七元豐五年四月甲戌日條。
[60]見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七十八元豐八年十月丁丑日條。
[61]章惇與司馬光的論戰見李燾《長編》三百六十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日條，蔡確被貶和御史王岩叟稱南方人禍國見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九元祐元年閏二月庚寅日條及己丑朔日條。
[62]章惇被貶，見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九元祐元年閏二月辛亥日條，復出見該書卷八十三紹聖元年四月壬戌日條。
[63]見《宋史·章惇傳》，畢沅《續資治通鑑》卷八十一元祐四年十二月丁酉朔日條。
[64]章惇新職務史上有不同說法，另一說為右仆she兼中書侍郎，見黃以周等《拾補》卷九紹聖元年四月壬戌日條及注。
[65]見《宋史·陳瓘傳》、畢沅《續資治通鑑》卷八十三紹聖元年四月壬戌日條。
[66]見畢沅《續資治通鑑》卷八十三紹聖元年四月是月條。
[67]見畢沅《續資治通鑑》卷八十三紹聖元年七月丁巳日條。
[68]見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九元祐元年二月丙子日條。
[69]見《宋史·章惇傳》。
第四章
教訓所在
蘇軾下獄
元豐二年（1079）七月，蘇軾被捕，罪名誹謗。
逮捕令是神宗皇帝親自簽署的，專案組則由言諫機關的長官知諫院張璪（讀如早）和監察機關的長官御史中丞李定負責。皇帝還批示，由御史台選派朝臣一人前往今天的浙江省湖州市，將時任知州的蘇軾捉拿歸案。[1]
敕令一出，如雷霆霹靂，不及掩耳。
御史台選派的太常博士皇甫遵不敢怠慢，帶著一個兒子兩個法警立即出發，日夜兼程。駙馬都尉王詵（讀如身）也不敢大意，馬上派人通過蘇轍給蘇軾通風報信。兩撥人爭先恐後你追我趕，幸虧蒼天有眼，皇甫遵因為兒子生病在路上耽誤了半天，猝不及防的蘇軾總算有了思想準備。
沒過多久，皇甫遵也到了。
皇甫遵到達湖州之後，便徑直走進州衙。這位欽差大臣全身官服手持笏板站在庭院裡，兩個法警白巾青衣一左一右護衛在旁。他們倆左顧右盼面目猙獰，不知道要幹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