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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鐵會議變成了儒法之爭，這是原因之一。
戰端卻是桑弘羊開啟的。在聽夠了儒生們不切實際的誇誇其談後，桑弘羊忍無可忍。他憤憤不平地表示：穩坐家中不知挑擔趕路的苦，說風涼話當然比干實事容易。博古而不通今，唱高調不接地氣，這樣的人有什麼用？
桑弘羊他們還說，尊儒以來，武皇帝察賢良，舉文學，遍訪民間，思賢若渴。然而選舉出來的大中小儒，有一個能為皇上分憂、興利補弊的嗎？一個都沒有！
這時，儒生們的積怨也如火山爆發。
賢良文學們說，這難道是儒家有問題嗎？不，是組織路線有問題，幹部政策有問題，輿論導向有問題。武皇帝要開疆闢土，故權譎之謀進，兇殘之士用。打仗就要用錢，故興利之臣起。利興則義閉。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犯罪率就高。這個時候，豈不就要重用酷吏了？
於是儒生們悲憤地說：難怪皇上身邊儘是些投機取巧的傢伙，因為我大漢王朝就是用利慾在做指揮棒嘛！僅僅提拔一個公孫弘，管什麼用啊！
呵呵，誰說儒家不講邏輯？他們有自己的一套。
桑弘羊當然也有另一套。在他看來，治國面對的是現實問題，而現實問題是匈奴寇暴。禦寇就得強兵，強兵就得富國，富國就得理財，理財就得務實。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國家需要的是腳踏實地的人。
這同樣無法達成共識。
但，不管公理婆理，雙方的著眼點都已不再僅限於經濟政策。他們更關心的，是組織路線、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
組織路線之爭，在文官和文吏；政治路線之爭，在王道和霸道；思想路線之爭，在儒家和法家。
這才是鹽鐵會議的意義所在。
霍光的政改，倒在其次。
不過，如果把桑弘羊和漢武帝都看作法家，就大錯特錯了。桑弘羊是，漢武帝不是。當然，他也不是儒家。事實上，漢武帝是很難貼標籤的。無論把他當作儒家還是法家，都是一葉障目，甚至自作多情。
那麼，什麼是漢武帝的真面目？
罪功豈在悔輪台
漢武帝其實很可憐。
鹽鐵會議的召開是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距離漢武帝駕崩只有六年，可謂屍骨未寒。然而賢良文學們的某些發言，卻已大有炸平長安、徹底清算之意，儘管沒有漢武帝原本是不會有什麼賢良文學的。
爭論並沒有隨著會議的結束而結束。
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漢宣帝下詔，要為漢武帝立廟設樂。這當然是一件大事。因為漢代不同於後世，並非每個皇帝死後都有廟號。此前，僅高皇帝劉邦和文皇帝劉恆有，廟號為高祖和太宗，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諡號。
宣帝認為，他的曾祖父劉徹也該有廟號。
何況，武皇帝也當得起。
然而一位名叫夏侯勝的儒生卻公開反對，理由是漢武帝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殺人無數，揮霍無度，以至於赤野千里，民不聊生。如此毫無仁德，豈能有廟號？
此言一出，朝野譁然。公卿們一齊責備夏侯勝說：這是聖意，豈能反對？夏侯勝卻說：聖意又怎麼樣？人臣之義在直言。話已出口，萬死不辭！
當然，為武帝立廟的提案仍被通過，廟號世宗。但夏侯勝的反對意見也被如實記錄，並流傳下來。他本人則在坐了兩年牢後被釋放，而且受到漢宣帝的禮遇。
這說明什麼呢？
第一，漢代的言論相當自由。
第二，夏侯勝的批評基本屬實。
實際上，夏侯勝說得並不全。如果願意，還可以加上繁刑重斂，崇妖信怪，殺伐任性，喜怒無常。司馬光甚至認為，漢武之惡幾近秦皇，只不過他識好歹，受忠言，知對錯，會用人，這才不至於亡漢。
然而即便是秦始皇，又何嘗不曾收穫由衷的讚美？可見問題不在如何評價，而在評價的立場。
夏侯勝的立場無疑是儒家的，後來的班固和司馬光也如此。但是，漢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罵，在近現代卻又因尊儒而挨批，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
請讀這首詩：
絕大經綸絕大才，罪功不在悔輪台。
百家罷後無奇士，永為神州種禍胎。
詩的意思很清楚：漢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最大過失卻不在連年用兵，而在罷黜百家。
這未嘗沒有道理。
的確，思想文化領域是不能一家獨尊的。因為沒有百家就沒有爭鳴，沒有爭鳴就沒有思想，沒有思想就不會有風骨和氣節。苟如此，又哪裡會有擔負天下興亡、創造文明成果的奇士？也只有奴才。
問題在於，這禍胎真是漢武帝種下的嗎？
未必。
事實上，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僅限於官學範圍。也就是說，罷黜百家，只是諸子不設博士官；獨尊儒術，也只是飽讀詩書更容易走上仕途。至於民間，則百家既未罷黜，儒術也不獨尊。
其實就連政府，也不是儒家的一統天下。張湯是儒家嗎？衛青是儒家嗎？桑弘羊是儒家嗎？漢武帝如果真的獨尊儒術，賢良文學們豈能氣成那個樣子？
何況武帝的時代也並非沒有奇士。汲黯不是嗎？夏侯勝不是嗎？司馬遷不是嗎？還有義縱，是因為抵制告緡法而死的。義縱可是酷吏。但怎麼樣呢？也有骨頭。
還有東方朔。
東方朔是被司馬遷寫入《滑稽列傳》的，他在漢武帝那裡的地位也相當於戲子。然而，當漢武帝宴請館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時，東方朔為了維護朝廷尊嚴，竟然橫戟攔在門前，逼得武帝只好換地方，董偃也只好走後門。
奇士的風骨甚至存在於小人物的身上。
這位沒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是宮中掌印的郎官。某天晚上，宮中鬧鬼。值班的大司馬大將軍霍光怕出事，讓郎官把印璽交給他。郎官不給，霍光去奪。郎官便手按劍柄正聲說：臣頭可得，印璽不可得！
權傾一時的霍光，也只能諾諾連聲。
這並不奇怪。武帝的時代畢竟距離先秦不遠，新做人家的漢帝國也血氣方剛。誠如史家所言，那時的中國人比後世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質樸和更多的剛強。漢的氣質，是雄大、閎放和深沉的。
氣質變得柔美、空靈而內秀，要到中唐以後。儒學真正成為統治思想，也不早於宋元。至於百家罷盡，萬馬齊喑，則是朱元璋和乾隆帝設文字獄之後的事情。
漢，卻是霸道的。
同樣，漢也是開放的。長安城裡住滿了世界各國的商人和使者，離宮別館旁也種滿了苜蓿和葡萄。深眼多須的外國人，在長安的街市上討價還價，並堅持著女士優先的習俗，皇上看了卻樂不可支。
漢武帝是不會畫地為牢的。他也不會因為董仲舒的一席話，就皈依了孔門，並關上其他的窗戶。
事實上武帝並不當真熱衷儒術，他喜歡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樣的“純儒”（其實董仲舒也不純），而是公孫弘那樣的“雜儒”，以及張湯那樣能用儒術裝點門面的文吏。儒術與法術雜糅，王道與霸道並用，才是他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