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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叔孫通投奔項梁，後來又跟了劉邦。

　　  改換門庭的叔孫通也改頭換面。他毫不猶豫地脫下儒生的服裝，換成楚人的短衣。向劉邦推薦的人才，也儘是打家劫舍、殺人越貨的為非作歹之徒。總之，叔孫通在漢王劉邦

　　  軍中的表現，完全不像一個儒家。

　　  如此這般地熬到劉邦稱帝，叔孫通終於有了大顯身手的機會。漢高祖七年十月，叔孫通制定的朝儀在帝都長樂宮試行。原先不懂規矩的功臣元勛們，第一次在天子面前表現得誠惶誠恐，劉邦也才真正嘗到了當皇帝是什麼滋味（故事詳見本中華史第三卷《奠基者》）。

　　  劉邦重賞叔孫通。

　　  叔孫通卻說：臣的學生一百多人追隨左右，都參與了朝儀的制定，願陛下讓他們也有用武之地。

　　  劉邦又任命這些人為郎官。

　　  前面說過，劉邦是討厭儒生也討厭儒家的，然而叔孫通卻讓他改變了看法。漢高祖十二年的十一月，劉邦甚至以最高規格（太牢）祭祀了孔子。

　　  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在此刻已經打下基礎。

　　  那麼，叔孫通為什麼會成功？

　　  因為他是新儒生。他很清楚，時代變了，儒學也得與時俱進。過去為邦國服務，現在為帝國服務。邦國的君主都是貴族，此刻的元首卻是平民。貴族是熟悉禮儀的。讓平民皇帝劉邦及其部下接受儒學，卻並不容易。  

　　  所以，他必須等待。

　　  等待要有信心和耐心，這兩條叔孫通都有。他很清楚，

　　  儒家那一套，用來打天下完全不行，用來治天下卻長袖善舞。他也清楚，中央集權後，君臣父子之類的觀念和制度不會沒有用，反倒更有用。

　　  只不過，必須投其所好，靈活變通。

　　  所以，當劉邦南征北戰時，叔孫通絕不溫文爾雅。同樣，劉邦問他朝儀難不難，他馬上回答陛下希望如何就如何。後來排練，劉邦也認為不難。其實哪裡不難，不過刪繁就簡，做了調整而已。

　　  結果是皆大歡喜。原來那些質疑叔孫通的，也都改變態度，稱他為“知當世之要務”的真聖人。

　　  聖不聖，不好說。不迂不腐，是真的。

　　  公孫弘也一樣。

　　  與董仲舒同時被武帝看中的公孫弘，當過獄吏也做過豬倌，成為朝臣時已年過六十，堪稱老jian巨猾。他很清楚漢武帝是假儒家。因此，每次金殿對策，他提出的主張都很務實，卻引經據典用儒學做裝飾，漢武帝很受用。

　　  公孫弘還有一招：遇到難辦的事，總讓直腸子汲黯先開口，自己跟進。如果汲黯在武帝那裡碰了釘子，公孫弘就馬上改口。次數多了，汲黯忍無可忍，在漢武帝面前當廷揭發公孫弘的背信棄義，斥責他不忠。  

　　  公孫弘卻答：了解臣的認為忠，不了解的認為不忠。

　　  漢武帝笑。

　　  另一次，汲黯又揭發說：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多，卻用土布做被子，這是狡詐。

　　  漢武帝又問公孫弘如何解釋。

　　  公孫弘答：汲黯所言屬實。臣官居御史大夫（副總理兼監察部部長），卻用土布做被子，確實未免有沽名釣譽之嫌。陛下明察，滿朝文武與臣關係最好的，莫過於汲黯。今日汲黯當廷責臣，正中臣的要害。臣認帳。更何況，如果沒有汲黯，陛下哪裡知道這些？

　　  結果，漢武帝更加看重公孫弘。

　　  元朔五年十一月，漢武帝封公孫弘為平津侯，這時他已經官居丞相。西漢的慣例，從來就是列侯才能為相，叫封侯拜相。公孫弘卻開了一個新例，即拜相封侯。更重要的是，先封侯後拜相的都是功臣。從公孫弘開始，先拜相後封侯的，卻有可能是儒家之徒了。

　　  這也正是董仲舒希望的。

　　  仕途即前途

　　  的確，董仲舒和公孫弘，是西漢新儒家的兩個代表人物。董仲舒是理論家，他回答了“為什麼要獨尊儒術”；公孫弘是行動派，他解決了“怎樣才能儒術獨尊”。  

　　  怎樣才能呢？

　　  壟斷仕途。

　　  這當然是抓住了根本。我們知道，帝國與邦國有一個重要區別：邦國是貴族政治，帝國是官僚政治。帝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組織，都由官員代理皇權。如果這些官員都是儒生，儒學的獨尊地位就不可動搖。

　　  然而壟斷仕途並不容易，因為高祖的權力機關原本是軍政府。所謂“非封侯不得拜相”，就是要維護軍人的政權。流血犧牲打下的江山，豈能拱手相讓於儒生？

　　  問題是，軍人政治即貴族政治。如果帝國的官員永遠都是勛貴們的子弟，中央集權就不可能實現。因此，文官政府的建立是遲早的事，只不過得慢慢來。

　　  公孫弘的辦法，是先抓教育。

　　  元朔五年六月，已被封為平津侯的丞相公孫弘，上書請為博士設弟子。博士是秦漢帝國的學術官僚和技術官僚，任務是為皇帝充當顧問。他們雖無決策權和行政權，卻常常列席御前會議，很有發言權和影響力。

　　  此時，研究諸子百家的博士都已被罷黜，皇帝的顧問團只剩下五經博士。五經就是儒家經典《詩》、《書》、《易》、《禮》、《春秋》。為五經博士設弟子，其實就是動用國家力量和經費，為儒家培養接班人。  

　　  公孫弘老謀深算。

　　  五經博士是皇帝的顧問，也是太學的教官。博士弟子就是太學生。他們入學後，每年考試一次，成績優秀的可以做官，成績一般的可以為吏，不及格的退學。

　　  這樣一來，董仲舒建議設立的太學，就不但成為當時唯一的最高學府，也成為帝國官員的培養基地。大批接受了儒家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進入權力機關，走上領導崗位，幹部隊伍的結構為之一變，氣質也變得文質彬彬。

　　  軍人政府，開始轉變為士人政府。

　　  變化讓最高統治者感到滿意，博士弟子的名額也開始逐漸增加：武帝時五十，昭帝時一百，宣帝末二百，元帝時千人，成帝時竟多達三千。

　　  不難想像，每年上千儒生進入各級政府，那會是一種怎樣的局面。至少，獨尊儒術已不再是空談。

　　  與此同時，統治集團與知識階層也達成交易。

　　  知識階層就是士。士在春秋以前是最低一級貴族，在秦漢以後是最高一級平民，在戰國和楚漢之際則是不安定因素。因為士的特點，是有知識，有文化，有技藝，無產業。

　　  他們就像毛，必須依附在皮上。沒有皮，就動亂。  

　　  西漢初年的情況正是如此。天下一統後，大批依附於各路諸侯的士人下崗待業，流落民間，不知所從。如不妥善安置，豈非又要冒出范增、陳平和蒯通來？

　　  這當然很糟糕。

　　  實際上，武帝登基後，首先要罷黜“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的士，就因為此類人物在當時為數不少，儘管他們的目的不是亂國政，只是找工作。

　　  但是現在好了。漢武帝和公孫弘告訴士人：帝國就是最好的皮，仕途則是最好的前途。只要尊孔讀經，就能拜相封侯，榮華富貴，耀祖光宗。

　　  顯然，這是一種收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