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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這是什麼狗屁法制？

　　  有此酷刑，實在是一個民族的奇恥大辱。看來，法治也未必靠得住。如果那法是王法，治國的是帝王，法治也可能是專制，只不過“依法專制”而已。任何人權都不會有保障，所有的人都不會有尊嚴。

　　  德治和儒術，就更靠不住。

　　  的確，司馬遷是景仰孔子的。他稱孔子為至聖，由衷地讚美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19可惜，這位偉大的聖人即便再世，恐怕也奈何不了帝國的統治者，哪怕是在獨尊儒術的時代。

　　  更何況，漢武帝又何嘗當真尊儒？在他那裡真正吃得開的，甚至不是新儒生，而是刀筆吏。

　　  又見秦政

　　  刀筆吏的代表人物是張湯。

　　  張湯似乎天生就是法官。小時候，老鼠偷了他們家的肉。被父親責打的張湯，挖地三尺將老鼠捉拿歸案，而且鼠贓俱獲。於是，小張湯升堂問案，讀訴狀，出證據，錄口供，最後將老鼠驗明正身就地正法。

　　  這事讓張湯的父親對他刮目相看。擔任長安縣丞（副縣長）的張湯之父，便把兒子送去學習法律。學成之後，張湯成為專業法官，從基層法院的辦事員做起，一直做到帝國的最高監察官員御史大夫。  

　　  與此同時，他也成為西漢著名的酷吏。

　　  酷吏就是執法苛嚴的官吏，作風相反的則叫循吏。酷吏是老早就有的。呂后時有侯封，文景時有郅都，武帝時更可

　　  以開出長長的名單：寧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縱、王溫舒、尹齊、楊仆、減宣、杜周，可謂於斯為盛。

　　  這當然自有原因。

　　  原因是複雜的，酷吏與酷吏也各不相同。比如王溫舒死後家財萬貫，尹齊的家產卻不滿五十金，張湯的則只夠買五匹馬。可見張湯和尹齊，雖然枉法，卻不貪贓。他們是酷吏，同時也是清官。

　　  事實上也有兩個張湯：好官張湯和酷吏張湯（儘管兩個張湯是同一個人）。好官張湯的故事和意義，我們到第四章再講，這裡只說酷吏張湯。

　　  酷吏張湯的代表作，是顏異案。

　　  顏異被害時的官職是大司農。大司農是九卿之一，即漢帝國中央政府的部長，主管國家的財政經濟，物價、國庫、土地、交通運輸和鹽鐵專賣也都歸他管。顏異得罪漢武帝，便是因為金融貨幣問題。

　　  元狩六年，漢武帝和張湯發明了一種新貨幣，叫白鹿皮幣。具體地說，就是用一尺見方的白鹿皮，四邊繡上水糙，價值四十萬。同時規定，王侯宗室朝見皇帝，必須用白鹿皮幣墊著玉璧，才能行禮。  

　　  大司農顏異表示反對。因為一塊蒼玉才幾千塊錢，墊子倒要四十萬，豈非本末倒置？

　　  漢武帝很不高興。

　　  於是張湯將顏異下獄，判處死刑，罪名是腹誹。腹誹就是嘴上不說，心裡誹謗。這種罪名，本身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何況就連這也不能成立。因為顏異不贊成白鹿皮幣是公開的，並沒有欺上瞞下，又何嘗腹誹？

　　  但，君臣意見不一原本正常。顏異作為財政大臣，對經濟政策發表看法，不但合法，而且合情合理。要治他死罪，只能節外生枝，故意找茬。

　　  然而證據居然被張湯找到。有一次，某人在顏異那裡做客，談話時對朝廷政策表示了不滿。顏異當時什麼都沒說，只微微動了一下嘴唇。於是張湯起訴說：這就是腹誹。欺君罔上，心懷不軌，大逆不道，罪該萬死。

　　  漢武帝很滿意。

　　  顯然，這不是法治，而是專制。或者說，以法制行專制。在這裡，法制跟儒術一樣，不過是裝飾品。但，裝飾既然是必需的，那就得有懂法律的人來做幫凶。

　　  所謂“刀筆吏”便應運而生。

　　  刀筆吏，就是帝國的司法官員。紙張發明前，法官和書吏錄口供，做判決，都用筆寫在竹簡上。寫錯了或者要修改，就用刀削去重寫。這些人掌握了刀和筆，想怎麼寫就怎麼寫，想怎麼削就怎麼削，所以叫刀筆吏。  

　　  那麼，刀筆吏有可能舞文弄法嗎？

　　  有。漢的律令，在劉邦時代不過約法三章，但到武帝時代卻增至359章。其中，死罪律409條，1882款，案例13472個。這樣繁多的法令，專業人員也看不完，更不用說不懂法律的其他官員和普通民眾了。

　　  結果是什麼呢？是帝國的司法被玩弄於刀筆小吏的股掌之間。他們想讓你活，可以有一千條理由來開脫；想讓你死，也有一萬個案例可參照。

　　  刀筆吏成了閻王爺，法治也就變成了人治。

　　  這時，執法官員的道德品質和價值取向，就變得十分關鍵。比如董仲舒，恐怕是真有惻隱之心的。他曾經按照“親親相隱”等儒家倫理，挽救了許多人的性命。直到東晉時期，還有人援引董仲舒的判例為自己申冤。

　　  23但更重要的，還是最高統治者的傾向。

　　  主張司法公正的，是漢武帝的曾孫漢宣帝。宣帝曾下詔說，過去書吏執法，挖空心思給人妄加罪名，這是朕的不德。判決不公的結果，勢必是惡人心存僥倖，好人無辜被戮，這絕不是朕願意看到的。

　　  漢宣帝這麼說，當然事出有因。事實上漢武帝跟秦始皇一樣，喜歡嚴刑峻法。他要實行的，則是鐵血政策。於是在漢武帝的治下，又見秦政和秦吏。  

　　  比如杜周。

　　  杜周比張湯還要恐怖。他擔任帝國最高司法行政長官（廷尉）時，一年受理案件一千多件，每件大的牽涉到幾百人，小的也有數十人，涉案總人數十六七萬，下獄的二千石（省部級）官員不少於一百人。

　　  這麼多的案子，怎麼辦理呢？

　　  很簡單，漢武帝想打擊排擠的，就刑訊逼供，屈打成招；漢武帝打算放一馬的，就慢慢幫他開脫。

　　  胡亥和趙高，也不過如此吧？

　　  這種作風，就連杜周的門客也看不下去。當時，帝國的法律都寫在三尺長的竹簡上，叫三尺之法。因此門客說：大人的職責在主持正義，卻不以三尺為準繩，專以上意為取捨，法官難道是這樣做的嗎？

　　  杜周卻嗤之以鼻。杜周說：什麼法不法的！請問三尺之法從哪裡來？告訴你，先帝肯定的就叫做律，今上認可的就叫做令。依法？你說說什麼是法？

　　  皇帝就是法。

　　  那麼，世上還有公道嗎？

　　  非儒非法非主流

　　  主張天下要有公道的，是汲黯。

　　  汲黯在武帝朝擔任的最高職務，是主爵都尉。主爵都尉是負責列侯封爵事宜的中央政府官員，位列九卿，相當於國務會議列席成員，享受正部級待遇。  

　　  這就比公孫弘和張湯差得遠。公孫弘和張湯在汲黯位列九卿時，都不過蕞爾小吏。但是後來，公孫弘擔任了丞相（國務總理），張湯任御史大夫（副總理級）。一個拜相封侯，一個位在三公，只有汲黯原地踏步。

　　  對此，汲黯很不以為然。他對漢武帝說：陛下用人怎麼就像堆柴火，越是後來的就越是放在上面（成語“後來居上”的來歷就在這裡）！

　　  漢武帝默然。

　　  其實這兩人後來居上，並不因為武帝要堆柴火，只因為他們摸准了皇上的心思。武帝要用儒術裝點門面，公孫弘就子曰詩云；武帝要用刑法殺一儆百，張湯就深文周納。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當然好戲連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