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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社會上有人傳說你要寫《人生》的續集，你是否有這個打算？
答：我沒有這個打算。《人生》小說發表後，許多讀者就寫信建議我寫續集。有的人並自己且寫了寄給我看。《人生》電影公映後，更多的人向我提出了這種要求，而且許多人正在自己寫續集。我也看到了報紙上報導“萬元戶”要續寫《人生》的報導。對我來說，《人生》現在就是完整的。
對於《人生》這部作品，我歡迎批評界和讀者、觀眾繼續爭論。但我希望爭論以外的其它宣傳能夠消失，這種宣傳已經使我苦不堪言。我希望自己能平靜地工作。
問：你對辦好《延河》有什麼意見、建議和要求？
答：《延河》曾經是一家在全國很有影響的刊物，發表過許多優秀作家作品。它還扶植和培養了許多作家。我自己就是通過這個刊物走上文學之路的，因此我對這個雜誌充滿了尊敬的感情。
近幾年來，文學雜誌如林，《延河》仍然做了大量有創見的工作，成績很大。當然，也還存在一些不足。我覺得主要是版面反映的題材比較窄，影響了讀者面。另外，對於本省創作力量的發掘，以及發揮自己的長處和特點不夠。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在進行改革的形勢下，《延河》本身適應這個形勢，在工作方面和版面內容上有個大的改進。
關於《人生》和閻綱的通信
閻鋼同志：
收到你八月十七日信時，我正在搬家，里外一片混亂。讀罷你的信，我很激動，這主要是由於你對《人生》的敏銳的理解所引起的。
這部作品寫完已經一年了，你的信重新喚起了我過去幾年中為這部作品前後所經歷的那些沉重的思想歷程、感情歷程和工作歷程；喚起了我對這部作品在那些“老熟人”的深沉的回憶——我把他（她）們送到讀者面前時，像劉立本出嫁巧珍一樣只是感到終於了結了一樁沉重的心事，長出一口氣，以後就淡了：嫁出去的女子潑出去的水，由人去看去說吧。現在你把這些人物又引到我的眼皮底下，使我的心不由又為他（她）們震顫起來。
是的，避免人物的簡單和主題的淺露，正是我在這部小說中盡力追求的，我自己也很難確切地說出這部作品的全部意思來。我當時只是力求真實和本質的反映出作品所涉及的那部分生活內容。當然，我意識到，為了使當代社會發展中某些重要的動向在作品裡得到充分的藝術表達，應該竭力從整體的各個方面去掌握生活，通過塑造人物（典型）把我們時代最重要的社會的、道德和心理的矛盾交織成一個藝術的統一體，把具體性和規律性、持久的人性和特定的歷史條件、個性和普遍的社會性都結合起來——也就是說，應該向深度和廣度追求。
《人生》顯然沒有達到應有的深度和廣度。我的能力不夠，我告訴過你，我為這中小東西苦悶了三年——苦不堪言！灰心和失望貫穿始終。面對大量複雜的多重的交錯關係而一籌莫展。同時，對主題的發展線索沒有深邃地理解的時候，也是作家痛不欲生的時候。就我的體驗而言，這個過程主要是和自己的淺滿與無能鬥爭的過程，收益如何，看你對自己能狠心到什麼程度。
現在我向你談談這部作品寫作之前的一些零亂的思考。
我國當代社會如同北京新建的立體交叉橋，層層疊疊，複雜萬端。而在農村和城市“交叉地帶”（這個詞好像是我的“發明”——大約是在你和胡采同志主持的西安地區作家座談農村題材的那個會上說的），可以說是立體交叉橋上的立體交叉橋。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經說過，由於現代生產力的發展，又由於從本世紀六十年代中期開始，在我國廣闊的土地上發生了持續時間很長的、觸及每一個角落和每一個人的社會大動盪，使得城市之是，農村之間，尤其是城市與農村之間相互交往日漸廣泛，加之全社會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農村的初級教育的普及以及由於大量初、高中畢業生插隊和返鄉加入農民行列，城鄉之間在各個方面相互滲透的現象非常普遍。這樣，隨著城市和農村本身的變化與發展，城市生活對農村生活的衝擊，農村生活對城市生活的影響，農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傾向；現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衝突，文明與落後，現代思想意識和傳統道德觀念的衝突等等，構成了當代生活的一些極其重要的方面。這一切矛盾在我們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意識、精神道德方面都表現了出來，又是那麼突出和複雜。
實際上，世界各國存在著這麼個“交叉地帶”，而且並不是從現代開始。從古典作品開始，許多偉大的作家早已經看出了這一地帶矛盾衝突所具有的突出的社會意義。許多人生的悲劇正是在這一地帶演出的。許多經曲作品和現代的優秀作品已經反映過這一地帶的生活；它對作家的吸引力經久不衰，足以證明這一生活領域是多麼豐富多采，它們包含的社會意義又是多麼重大。當然，在當代中國社會中，這一生活領域的矛盾衝突所表現的內容和性質全帶有新的特徵。
你知道，我是一個血統的農民的兒子，一直是在農村長大的，又從那裡出來，先到小城市，然後又到大城市參加了工作。農村可以說是基本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著。相比而言，我最熟悉的卻是農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帶”，因為我曾長時間生活在這個天地里，現在也經常“往返”於其間。我曾經說過，我較熟悉身上既帶著“農村味”又帶著“城市味”的人，以及在有些方面和這樣的人有聯繫的城裡人和鄉里人。這是我本身的生活經歷和現實狀況所決定的。我本人就屬於這樣的人。因此，選擇《人生》這樣的題材對我一說是很自然的。問題是如何表現，這就是我前面已經簡略地談到我的苦惱所在。
目前我國的文學創作的天地無疑廣闊多了，嚴肅的作家都在努力追求。但正如你指出的，情況有些“紛擾”，最通常的“流行病”有兩種：製造時髦的商品或有震動性的“炸彈”，不是嚴格地從生活出發，以“新”的刺激性為目的；另一種是閉著眼不面對生活和藝術的現實，反正過去的都是永放光輝的法寶，新出現的都叛逆，都應該打倒，老公雞叫鳴，總就那麼一聲！而最糟糕的還不僅僅在此，最糟糕的是在以上這兩種東西互相指責對罵、混戰一場的時候。這似乎是逼迫所有的作家必須在他們之間選擇此甲或彼乙，否則，你就可能會成為“被遺忘的角落”。
真正的文學，真正的現實主義文學與以上兩種現象毫不相干。但是，在中國，要在作家的靈魂和工作中排除這些現象的干擾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平氣靜地在這種“夾fèng”中追求自己的道路，需要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和對事業的虔誠的態度。在國內有兩位前輩作家在創作和合作生活上對我發生過極其重大的影響，一位是已故的柳青同志，一位是健在秦兆陽同志，他們對文學和從事這個事業都有著深刻的理解和抱有一種令人尊敬的嚴肅態度。他們都直接地教導了我。只是我自己經常時不時露出毛躁的毛病，這是常令我痛心不已的。就我個人來說，《人生》的寫作，一方面是“夾fèng”中鍛鍊走自己的道路的能力和耐力；另一方面，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我向這兩位尊敬的前輩作家交出的一份不成熟的作業。
歸根結底，作家不能深刻理解生活，就不深刻的表現生活。對於作家來說，有生活，這還不夠；必須是深刻理解了這些生活才行。只有這樣，才可能在大量多重的、交錯複雜的人物關係中伸縮自如；才可能對作品所要求的主題有著深邃的認識和理解；然後才可能進行藝術概括——當然，這個過程更加繁難，否則，儘管你對生活有了一定的理解和認識，也仍然可能製造出赤裸裸的新聞性質的所謂作品來；這樣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即使最及時地反映了當前的政治和政策，也只能像馬克思在責備拉薩爾的悲劇時所說的：“席勒式地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
不知不覺已經寫了許多，至於《人生》，我實在不想多說什麼，我從讀者寫給我的信中強烈地意識到，當代讀者的智慧和他們理解與欣賞作品的水平，已經向作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們必須拿出更成熟的作品來，才能與我們的時代和人民的事業相適應。我自己並沒有多少信心，但我總是想努力的。自我們認識以來，你對我的創作一直寄予熱忱的關懷。
我不僅希望你對我鼓勵，同時也希望你對我批評——後一方面比前一方面更重要！
西安今年出奇地涼慡，幾乎過了一個“冷夏”。最近有機會回家鄉看一看嗎？
致
敬意！
路遙
路遙同志：
短簡收悉，我為你高興。
你帶來了好消息，你的消息喚起我種種想法。近期以來，很少有小說像《人生》這樣扣人心弦，啟人心智。你很年輕，涉世還淺；沒想到你對於現今複雜的人生觀察得如此深刻。在創作道路上，你也很年輕，經驗不足，沒想到你縱身一躍，把獲獎的中篇《驚心動魄的一幕》遠遠拋到後邊。作為一個文壇的進取者，你的形象，就是陝西年輕作家的形象。
有同志說這是一部愛情小說，從嚴格的意義上講，我認為不是，或不全是。有同志說這是一部揭露生活陰暗面的小說，從作者品立意這高來看，我認為不是，或不完全是。有同志說作品主人公高加林是農村社會主義新人；有同志說他是個人奮鬥者的典型。有同志說高加林見新忘舊、吉新厭舊；有同志說他追求真正婚姻的自由，為事業尋找文化相當的合法配偶……其說不一，不一而足。按我的經驗，作家筆下的性格複雜到使評論者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往往證明這一性格確真而不矯情。
高加林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物呢？他就是複雜到相當真實的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他的崇拜者、城市姑娘黃亞萍覺得，這個年輕人既像保爾·柯察金，又像於連·索黑爾，是具有自覺和盲動、英雄和懦夫、強者和弱者的兩重性的人物形象。性格的複雜性、兩重性，是人生社會複雜性、流動性的生動反映和深刻表現。從《人生》總體結構的揣測觀察，高加林無疑地正在探索社會主義新人的道路，看得出來，他把這種人生新人的探求放置在相當艱苦的磨練之中。
《人生》中偶然的機緣主宰著人生的命運。情節跌宕有致，故事大起大落，人生之路崎嶇難行，高加林不斷的翻跟斗。高加林在謀業問題上，由被擠掉到榮任，再由榮任又被擠掉，這就是今天的人生，今天的人生中被你巧妙地截取下來的一小段。這一段選得好，人情世故都有了。高加林在事業上的三部曲，造成了他同巧珍愛情關係上的三部曲，也造成了同亞萍關係上的三部曲，以及同父老村民們關係的三部曲，從而在一個生活難題面前引出現實關係的深刻描寫。這一點是高明的。不錯，三部曲的偶然機緣，使一個有為的青年難以有所作為，得失榮辱，似在反掌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