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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她開始和安眠藥相依為命，藥物緩解了一個失戀女人的焦慮感。不願意反覆思量掙扎在那些已經過去了的情愛之事嗎？那就吞顆藥吧。“有什麼呢？我有安眠藥。”有段日子L的口頭禪就是這個。不要因為夜晚睡不著而在白日裡做鬼了。
b.
我還能清楚地記得第一次服安眠藥時的情景。L和我睡在一張床上，我們說了很多話，快要凌晨四點時，她突然跳起來，“不說了，吃藥睡了。”然後以分秒鐘的速度停止，沉靜，輕鼾。我也吞了一顆，過不了多久就感覺到身體對於藥物的抗拒。那樣的抗拒感持續了二十多分鐘，最後完全睡去。那一晚，我沒有任何的夢，甚至於不記得入睡前到底發生過什麼。可床頭柜上攤開的書分明顯示了我在入睡前還看過它一會，但是，翻到的那一頁再往前翻很多頁，我都絲毫不記得，不記得讀過那些場景，對話，和人物關係的建立。
對於一個愛喝酒的人來說，這即使從前喝得酩酊，也不至於完全記憶斷片。可斷片的事情就真的這樣發生了。如此讓我也相信了一些人所說的，喝醉後醒來會完全忘記之前說過和發生過的事。他們或多言，或暴力，或痛哭，或迷亂，或蠻莽，這些在酒精退去後都是可以被原諒的。因為連他自己都不記得了，你還去記恨什麼呢？
c.
有了安眠藥後，我開始想要過正常的作息時間。
那之前的很多年，我都是在夜晚寫作，日出而息。和失戀的L相同，如果走在明晃晃的大太陽底下，我也會有種不真實的焦慮感，認為自己不是屬於白天的，不屬於陽光。有一次，在大理，突發奇想決定去吃午餐，結果走在街上被成群結隊的遊客包圍，被高原的陽光蠻曬，被各種小店的叫賣聲淹沒……
我去朋友的餐館，他不在，餐館裡的早班服務生都是陌生面孔。我只有吃了不咸不淡的飯，仿佛身處於陌生世界。後來，到了夜裡，那些熟悉的面孔才從四面八方不知何處鑽了出來，他們聽我去吃午餐，笑話我的早起——因為世上是有兩座大理城的，白天一座，夜晚一座。
其實這樣的道理對於任何一座城市都是相通的，比如兩座巴黎城，兩座紐約，兩座曼谷。若你屬於白天了，夜晚對你而言便是陌生的；若你屬於黑夜，就別莽莽撞撞企圖混入白日。但人在安分之餘，總是有不甘心和好奇心，好奇他所不能到達之處，或不甘心於早已離開再無法返回的地方。
我試圖藉助安眠藥的力量，回到很多很多年以前。在青蔥晨日裡，下樓取一瓶牛奶，收報紙，然後煎一份雞蛋和牛肉腸。再者種一些花糙，趕早班地鐵。這就是我有些不甘心的地方，那還有個意味深長姓名“憶夢返”的佐匹克隆，給了我可能性。我急迫於午夜前上床，吞藥，有時讀書，有時貪寫幾百字，還有的時候，與人打電話。但打電話這般會同另一個人發生聯繫和建立相互作用的事，其實是危險的，因為隨時都可能因為藥物而產生意外。
d.
和L關於安眠藥的對話，是在半年多以前。這時在我們身邊，儼然聚集了一群有著藥癮的姑娘。托佐匹克隆的福，我們有了去Paul樓上曬太陽吃早午餐的能力。我開始盤算著在豆瓣上開一個“佐匹克隆小組”，尋找更多的隱性安眠藥癮者，問他們為何會與藥物交好，尋聽和睡夢有關的詞語。
但遭遇整治後的豆瓣拒絕了我的申請。
我們只能小範圍地進行對話，交換和安眠藥有關的故事。L早已有了新男友，她有些抱怨安眠藥誇張了年輕的眼袋；鄰居S比較出了綠色和白色佐匹克隆藥片的不同之處，魯藥和華氏出品的也各不相同，哪怕予名都是“憶夢返”；而M小姐找來老片子Lasciencedesrêves（《科學睡眠》），她只是有些傷心自己記不得所有紛繁的夜夢……
我呢？
我在夏末之時，帶著三盒佐匹克隆去了愛爾蘭科克市短住。三盒三十六片，恰好是短住期限的二分之一。我已開始猶豫著是否要戒斷對於藥物的依賴。
此刻，當我寫下這些和藥癮有關的話，手邊房間內已尋不到一片安眠藥，在科克的日日夜夜裡，我顛倒著真假時差，趕下午七點就打烊的M&S超市，看午場電影，於酒吧里聽人念詩。安眠藥已被拋諸腦後。
因為在“憶夢返”的說明書上，儼然寫著“禁酒”的警示。可冬天來了，暖酒小酌，是該如何抗拒？我只好回到屬於自己的正常作息里，坦誠一個“黑夜體質者”對於白日的嚮往、不安與無奈。
最後一段話是，再次雲南旅行的途中，有人告訴我徐中玉從二十幾歲便開始每日服用安眠藥幫助睡眠。但他有個規矩，但凡產生抗藥性後，只換牌子不加量。老先生已九十五歲，身體好得很。
如此一來，藥癮也並非折人壽命的壞事。
鯉上癮 第一部分 黯然四季卻如春（1）
文/趙婷
在十五歲時的一次社區募捐活動里，我為小朋友們在橙色圓點畫布上用膠泥印了一頭紅象。大家把它懸掛在圖書館的拱頂上，下面擺著一個精美的時鐘狀的轉盤募捐箱。這個禮拜結束後，我們為亞的斯阿貝巴的孤兒院募捐到了4500歐元，同事Erika一個禮拜後把善款帶到了那座女人和駱駝等價的城市，而她帶回到阿姆斯特丹來的，除了一包市長贈送的在當地堪稱稀有的土壤，還有一部粗糙真實未經剪輯的短片。在歡迎會上我們熄掉禮堂里的幕燈一起觀看，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那些與脈搏完全合拍的鼓點，混亂和熱情的腳步，以及，那枚紅潤橢圓的，掛在牛角上的太陽。Erika來到後台時親吻我的臉，她那被糙莽染成的棕色皮膚上泥土青糙味濃郁芬芳，幾乎立刻就成了我彼時唯一的嚮往。
後來的我搬了很多次家，跟老師撒了很多謊，畫了一大本非洲地圖，每日細細描繪著路線，看了很多遍KarenBlixen，做了無數愛滋病的教育實踐研習，找好了工作，然後終於在三年後的一個被考試折磨得焦慮顫抖的炎熱午後，我捧著一本卡達航空的*教菜譜發著呆，窗外朵朵白雲下的，便是黯然而至四季如春的奈洛比了。
在此之前，知道親愛的姑娘插在一月的橙色**裡面劫後餘生，一段本來平凡的小學支援教師工作生生蛻變成了每日陪伴學生去警察局內認領親屬屍體；任何一條從肯亞山以西比如基蘇穆通往奈洛比的路，都有顫抖著舉著與自己一般高大槍桿一臉稚氣的小兵，驚慌失措地往維和部隊的車裡鑽；而市郊的媾和會議，已經從聯合國東非總分部挪進了對面的美國大使館，多麼諷刺。至於像奈洛比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首都這樣的事實，我只能姑且作充耳不聞狀。
儘管如此，我還是被這個紅土飛揚秩序混亂的城市震驚了：全城沒有一盞紅綠燈，道路總是消失在一個沒有解釋的幽黑的巷弄，與此同時，眾人漫無目的地在大街上暴走，神情嚴重。
新房東Kent家坐落在肯亞最優美的別墅區，女主人長年住在芬蘭和瑞士，馬賽族管家包著紅藍細格頭巾，和十幾名瓦倫金族的僕人以及七隻牧羊犬出來迎接我。同事們也都陸陸續續的出現了。來自中國的Miki，荷蘭的Paul和烏干達的Emmanuel，我們四個九死一生在奈洛比折騰了四五天，終於勉強做到過馬路不被車碾，在貧民窟的泥濘里如履平地，或者對著遲到時間以小時計算的非洲人不再發火，只是晚上我回到家給大家做飯時，僕人打開冰箱遞給我一盒幾乎透明的牛奶，我把三個雞蛋打進碗裡，發現蛋黃是純白色的。從這一天開始我絕望地成為了一名營養學家，學會了把黃油裹在生米上去蒸，或者把酸奶煮進牛肉湯里，被迫逐步艱難地具備了生活在這個美麗致命的城市的資格。
房東Kent是文質彬彬在政界和商界頗有權威的商人，居住芬蘭多年，有一種本能的熱情和局部被壓抑的北歐性格，辦公室里掛滿了各式榮譽勳章以及和總統的合影，每日眼花繚亂的穿梭於世界各地。女兒Diana是奈洛比電視台早間節目的主播，也是個妖艷的服裝設計師。侄兒Tito經營著劇場附近的Wasanii酒吧，承辦奈洛比許多重要的酒會和詩歌節。
那些明媚的清晨在陽光下洗澡，跟Kent一起吃早餐，望著窗外的園丁在修剪花糙，等同事們來了在會議室做開題交流，這份閒逸和安寧使我從來都沒有想過這份工作會帶給我多少震驚和改變——直到在等待渣打銀行慈善資金到帳的那幾日裡去市郊的恩貢山的一個貧民窟里看望我們的同事芬蘭的Lauri和荷蘭的Walt，他們在恩貢的貧民窟里做婦女生活救助的課題。這個坐落在山腳的煤渣和紅泥上的貧民窟里居然只有女人和孩子，站在山頂上，要定睛許久才能看到那些燒焦的灰燼和鐵皮帳篷下有些許人影在蠕蠕動動。
鯉上癮 第一部分 黯然四季卻如春（2）
當地項目負責人Robert出來接應我們，問起之前在UN的年度報告裡看到的關於此地愛滋病感染者的統計數據和實際情況，Robert顯得非常猶豫和不安，Lauri使個眼色制止了我如此難為他。我們去貧民窟的幼兒園，是一片被粗糙籬笆圍起來的空地，幾十個坐在破舊的汽車輪胎上做遊戲的小孩子歡呼著向我們衝過來，這其中一個穿著綠色連衣裙的名叫Jane的小姑娘一直抱著我的胳膊，嘴裡粘粘糊糊說著些稚氣的英語單詞，還不時友好地親吻和輕咬我的手腕，我便蹲下身摸了摸她柔軟膨鬆的頭髮。這時Robert迅速地把她從我身上卸了下來，Walt在我耳邊輕輕地用荷蘭語解釋道“這些孩子保守估計85%以上都是愛滋病毒攜帶者”，一邊斜著眼睛看了看我手腕上前幾日在馬賽馬拉狩獵旅行時留下的細小傷口。我的手就凝固在Jane那掛著真純微笑的臉頰上，眼前閃過Robert對統計數據遮遮掩掩的神情，大家都有點說不出話。臨走時綠裙子Jane拽著我的衣角，瑟瑟地說，Madam,promise,you,comeback。我使了全身的力氣擁抱了她，她幾乎柔弱無骨，嘴唇冰涼地貼住我的脖頸。
這片土地在接下來的幾個禮拜里讓我幾乎患上了失語症。我無法許諾我什麼時候回來，也無從回答他們的爸爸什麼時候會回來照顧妻兒，我更難保證孩子中的多少已經感染了愛滋病，恍惚中覺得Lauri改變主意退出我們的項目才是正確的，雖然零零散散四個婦女發展的項目做的進展困難今不如昔，但至少每個禮拜五百先令是活生生的錢。簡陋的會議室里Robert說起那些“movearounddifferentmen”的婦女們關於“染了愛滋十年死不賣身不染愛滋今天死”這種極度令人無語的哲學，有好幾個時刻我只是不忍心問，沒有染上愛滋的人們，活得過十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