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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你我對不起自己。”他低頭看著墨水瓶在地上碎成片狀，墨水流了一地，他說，“我怎麼愛上了一個婊子？”“那不是真的。你只是愛性交，這一點我比你更清楚。”女孩站起來提起她的行李。她朝桌上的蠟燭看了看，在黑暗中笑著。她說，“蠟燭快滅了，我也該走了。”
“我為什麼要愛上一個婊子？”他說。
這時候女孩走到他身邊，她伸出一隻手摸了摸他的臉。說，你的臉真燙。然後她揚起手還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她說，我不能讓你白打我的耳光。你這個偽君子。他蹲在地上沒有動。那手掌的一擊冰涼冰涼的，就像她的吻一樣充滿死亡氣息。他看著女孩在最後的燭光中走出門去，纖細的身影像火一樣在牆上閃爍不定。別走，你會死的。他搓著手在屋裡來回走動。桌上的蠟燭光無聲地熄滅了。你會死的。他這樣想著沉浸在黑暗的情緒里。他聽見外面的街道上有一輛載重卡車隆隆駛過，戛然而止。與此同時他聽見了空氣中那種類似細沙崩塌的聲音，那種聲音越來越強烈，揮之不去。後來他總是在幻覺中看見一隻巨大的布滿汗毛和油膩的手，那隻手操縱著卡車的方向盤，完成了一項罪惡的使命。他聽見了一種震聾發聵的撞擊聲。還有女孩細若遊絲的嘆息，它像楊柳一樣在楓林路上飄飄灑灑。
春天發生了一起車禍。
車禍現場就在楓林路上，距我的房子只有五十米之遙。在高壓氣燈的照射下，我親眼目睹了一個女孩的死亡場面。我看見她側睡在冰涼的路面上，就像從樹上無意掉落的樹枝。有兩隻旅行包散落在路上，一隻是紅色的，另一隻也是紅色的。而女孩的身體在這個夜晚蒼白如雪。這個夜晚是以前每一個夜晚的延續。車禍之外還發生了什麼？我依然沉沉睡去。在夢裡我又看見了那群舞蹈的女孩，她們身上纏滿白紗，從黑暗中掩面而過。在四月之夜裡我總是被夢驚醒。我抱緊雙臂，無人在我的懷抱里哭泣，我返身而去。有人在我的腳背上哭泣。女孩是無法逃避的，這就是惡夢，這就是惡夢般漫長的愛情故事。汝平的青春歲月從這個春天開始停滯不前。他結束了多年來與女孩們談情說愛的生活方式，開始過一種想像中的修士生活。他深居簡出，伏案撰寫那部自傳體長篇小說。在小說中，所有他愛過的女孩最後都死去了，他說不清出於什麼心理，不由自主地讓她們都死光了。剩下一個史菲，汝平有點猶豫，是讓她死呢，還是讓她活下去？
有一天汝平在閱讀本地出版的晚報時，發現一條短訊，是關於一起情殺案件的。他靈機一動，就把那條消息剪下來貼在稿紙上，稍作變動。汝平想，這就是一條情節線索了，用這種寫作方法處理人物結局經濟實惠。
談戀愛腳踏兩隻船遭殘殺少女命歸西
本報訊：四月五日晚在護城河旁發現的無名女屍案現已被偵破查實。死者史菲，女，二十歲，生前系長江南北貨商店店員。兇手王飛已於昨日揖拿歸案。據了解，王犯系史菲同居男友。王發現史菲與畫界男子白某另有戀情，遂起殺心。史菲被害時，白某也在現場，但他竟然見死不救，逃之夭夭。
汝平把這一節念了兩遍。這時候他的思維有點紊亂起來。一種言語不清的恐懼感使他呼吸急促，無法繼續寫作。他希望這是在夢裡。面對的是虛擬的惡夢。於是他把燈開了，燈光一明一滅。依然不能減輕他的恐懼。也許這是真的。汝平站在書桌前環顧屋子的四周，他看見一點金光在幽暗中閃爍，那是一年前的雨夜被史菲遺忘的雨傘，它現在掛在門後，傘柄上的金箔片沉重地下墜。汝平取下那把傘，將傘尖朝腳背戳著，他用的力量很大。疼痛和迷亂使他發出了一聲狂叫。他把傘扔在地上，史菲的細花雨傘無聲地倒了下去，就像一具悲哀的人體。“這是真的。”汝平對自己說。“她們不幸地死去了。”汝平拉開門，進門的是五月之夜溫煦潮濕的風，風中有白玉蘭花淡淡的清香。進門的還有一點一點的黑暗，它們匍匐在他的腳下，慢慢地向室內移動。
這是一九八五年暮春的一個夜晚。
五年以後，汝平三十歲了，他成了這個城市小有名氣的青年作家。同許多三十歲的男人一樣，汝平結了婚，有了個呀呀學語的小女孩。他的妻子是一個外科醫生，是他患闌尾炎住院時認識的，汝平對別人解釋說，醫生和病人最容易產生愛情，而這種愛情關係往往是冷靜的恰如其分的。他對他的婚姻家庭抱著非常樂觀的態度。
汝平在市郊擁有一套舒適漂亮的房子，有一天他路過楓林路那一帶時，順便去看了從前住過的房子。楓林路一帶在大興土木，街道兩旁古老的房屋已經夷為平地，到處都是殘垣斷瓦。奇怪的是他住過的小屋還沒拆掉。孤零零地聳立在瓦堆上。汝平繞著它走了一圈，聽見空地上隱隱地迴蕩著一支熟悉的電影插曲。汝平想起昔日的浪漫生活。想起昔日關於英雄和藝術的夢想，不由得唏噓長嘆起來。小屋的門上貼了封條，但沒有上鎖。汝平推門進去，看見四壁結滿了灰塵和蜘蛛網，地上到處都是他搬家時遺棄的雜物紙片。也許這裡已經好久無人涉足了。在一隻破紙箱裡，他發現了那把傘。傘面被老鼠啃得千瘡百孔，傘把上的金箔也沒有了，汝平想那是很漂亮很可愛的小玩意，不知是讓哪個孩子拿回家去了。汝平舉起那把傘，在屋子裡走了一圈又一圈。他聽見多年前的夜雨聲在傘上淅淅瀝瀝地響著，久久不散。汝平想雨夜還會來臨，但是永遠也不會有女孩來這裡敲門了。
平靜如水
蟬在一九八八年夏天依然鳴唱。
我選擇了這個有風的午後開始記錄去年的流水帳，似乎相信這樣的氣候有益於我的寫作。日子一天天從北窗穿梭而過，我想起一九八七年心情平靜如水。在潮汐般的市聲和打夯機敲擊城市的合奏中我分辨出另外一種聲音，那是彩色風車在樓頂平台上旋轉的聲音。好久沒有風了，好久沒想起那隻風車了，現在我意識到風車旋轉聲對於現實的意義，所以我說，平靜如水。
或者倒霉的一天
日記寫道：你作為一個倒霉蛋的歲月也許始於這一天。我是想回老家過春節的。我帶著一隻大帆布包和一把黑雨傘到了火車站。那是這個城市的被廢棄了一半的舊車站，只發開往南方的短途車。那天有下雨的跡象，天色晦暗，但雨卻遲遲下不來。我走進低矮的候車室時覺得裡面很黑，好像停電了，五排長條凳上坐著的人一個個孤島似的若隱若現。我找了個空位坐下，我把包放在地上，把傘插在帆布包的拉手裡，一切都沒有異常之處。鄰近的一條壯漢盤著腿在看《家庭醫生》，我問他，"停電了嗎？"他說，"車站怎麼會停電？停了信號燈怎麼亮？"我想想也是。但我對舊車站的幽暗實在不習慣。為什麼不開照明燈呢？
檢票口還不放人。我聽見一個女檢票員尖聲對衝撞鐵欄杆的人喊，"急什麼？火車不是馬車，該走就走不該走你打死它也不走。"我記得我笑出了聲，我對於別人的幽默總是忍俊不禁。然後我閉上眼睛等待廣播檢票。事後我想想我的一切都沒有異常之處。我是想回老家過春節的。不知什麼時候我覺得額頭上被什麼冰涼的物體一點，睜眼一看，候車室天棚上的吸頂燈都亮了，一個白衣警察巋然站在我面前。當時我覺得光明是和警察一起降臨的，這很奇妙。
"放人了嗎？"我說。"把你的證件拿出來。"他說。
我這才意識到哪裡出了毛病。我拉開帆布包的拉鏈，掏出工作證給他。"怎麼啦？""沒什麼。"他翻開工作證溜了幾眼，然後遞還我說："放好吧。"
"快放人了吧？"我問。
"快了。請你跟我來一趟。"他又說。我注意到他的臉色很嚴肅，鬍子修得發青，雙眼炯炯有神，而一隻手漫不經心地摳著鼻孔。"為什麼？你覺得我是壞人嗎？"我盯著他的另一隻手。"跟我來一趟吧。"另一隻手正慢慢舉起來。"去哪兒？"我猜測那隻手才是關鍵的手。"跟我來就知道了。"關鍵的手朝我肩上拍了一下。我想了想還是拎起了包，我不知道哪裡出了毛病。他領著我朝盥洗室旁邊的鐵門走，一根黑色的鑲有皮套的警棍掛在皮帶上不時碰撞他的乾癟的臀部。鐵門後面是一條長長的走廊。在走廊里我想起那把傘忘在長條凳上了。我像一隻沒頭沒腦的羊跟著他走進車站派出所，我預感到一場莫名其妙的宰割就要開始了。辦公室里還有四個人，好像在玩牌，一個剛把紙條從鼻子上揭下來，另一個手指關節咔咔響著把凌亂的撲克剎那間洗成一塊。這時候我又笑了，我總是難以克制自己的笑，這種毛病總有一天會惹來滅頂之災。揪住我的警察猛地回頭："不准笑！""不笑。"我應著坐到屋子中間的圓凳上。我覺得自己像個老練的被捕者，這讓我有點迷惘。我弓腰坐著，看見帆布包可憐地縮在地上，我在想帆布包里是不是有問題，但是我肯定沒有攜帶任何違禁品，我只是想回老家過春節。"姓名？""李多。""我問你真實姓名。""那就是真實姓名。我沒有假姓名。"
"住址？""江南路１１號五樓。"
"老實點，到底有沒有住址？"
"怎麼會沒有？我不是流竄犯。""誰知道？不查清楚怎麼知道你是不是流竄犯？"我終於明白我被懷疑是個流竄犯，但我不明白我為什麼要被懷疑是個流竄犯，在春節前遇上這種事情不能不說是倒了大霉。我看了看手錶，離火車發車只有五分鐘了，我站起來說，"完了吧？再不完我就誤了火車了。"他們坐著不動，那些眼睛有著相仿的嚴峻和淡漠的神色。假如我是羊，他們就是牧羊人。牧羊人不讓羊走羊不能走。於是我又坐下，我隱隱聽見候車室的廣播在嚶嚶地響，一定是檢票了，要坐火車的人都上火車了，而我卻突然失去了這個權利。你體會不到我的絕望和沮喪。揪住我的警察跟審訊者小聲說著什麼，然後我聽見他們提了一個我意想不到的問題。
"有前科嗎？""什麼？""裝蒜，問你有沒有參與流氓盜竊反黨活動，譬如河濱街縱火案，友誼商店失竊案，或者民主牆運動，你有沒有前科？""沒有。這太荒唐了。"
"你說誰荒唐？""我說火車，火車要開了。"
"你說坐火車重要還是維護社會治安重要？""都重要。可我沒有擾亂社會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