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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拋除宗教之見而僅在哲學上說，正方認為，諸如「凡存在者存在」，「一種東西不能同時存在而又不存在」，這是為全人類所公認的，可見人是存在「天賦觀念」的。

　　  反方針鋒相對，譬如洛克提出：「這兩條原則在一切原則中，我想，算是最有權利配稱為天賦原則的，而且它們都被人確認為是普遍承認了的公理，因此，任何人只要來懷疑它們，確乎要被人認為是奇怪的。不過我敢冒昧地說，這些命題不但不曾得到普遍的同意，而且人類大部分根本就不知道這回事。」（《人類理解論》，p7）

　　  這問題就見仁見智好了，不過，如果你站在了先驗論一方，也就站在了莊子的對立面上。但是，即便是最徹底的英國經驗主義者，恐怕也不能完全接受莊子的這些道理，因為經驗主義畢竟還在人類的範圍里討論問題，莊子的視域卻早已經跨越物種之別了。

　　  但莊子也許會說：所謂物種，不過是我們人為劃分出來的罷了，如果換一個劃分標準的話，人類和泥鰍也完全可以是一個物種呀。——這也許真是一個深刻的哲學問題，如果泥鰍哪天能夠和人類做出有效的思想溝通，我們真應該認真聽聽它們的意見。

　　  這不由令人想起袁宏道的感嘆：「十分漆園ii學得五，逍遙猶可物難齊」（《閒居雜題》之四），不過在人類的陣營里，還真有在日常生活中做到齊同萬物的。「竹林七賢」之中的阮咸和同宗的親戚們一起飲酒，大家不是用普通的杯子，而是用大瓮盛酒，圍坐著面對面地痛飲。有一群豬也跑過來喝酒，阮咸毫不介意，與豬同醉，只是把浮面上的酒舀去而已。（《世說新語·任誕》）難道豬很髒嗎？在豬自己的眼裡，未必覺得自己有多髒。  

　　  絕大多數的人都會站在人本位的立場上，贊同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的那個著名命題：「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也會贊同康德所謂的「人為自然立法」，但莊子一定會反駁這兩位西哲：「我們為什麼一定站在人本位的立場呢，難道僅僅因為我們自己是人嗎？即便我們受限於自身稟賦（生而為人）而無法真正站在豬本位的立場，為什麼我們就不可以給豬本位立場留下一片模糊的疆域呢？」

　　  當然，看問題的視角倒也不一定都這麼誇張。孔群也是個愛喝酒的人，丞相王導勸他說：「你沒見酒店裡蒙酒罈子用的布麼，時間稍長就朽爛了。」孔群答道：「你沒見過用酒糟過的肉麼，可以保存更長的時間。」（《世說新語·任誕》）

　　  不過，我們若拋開對修辭與機智的審美趣味，在思想史的脈絡里梳理一下人和豬的關係問題，會發現這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哲學問題，佛家和儒家後來分別在這個問題上發展出自己很精深的理論，即便沒有確鑿證據證明他們都是得自於莊子的啟發，他們至少也與莊子暗合，並把莊子提出的課題深化、細化下去了。

　　  談到佛家語境下的人豬關係，我們馬上就能想到人轉生為豬，豬轉生為人。但這是一種所謂的方便法，完全違背核心義理，只是方便老百姓接受而已。而在佛門的精英陣營里，這個問題則在根本上是一個佛性論的問題，曾經引起過一系列波瀾壯闊、綿延不絕的大討論。  

　　  眾生都能成佛嗎？在現代人看來，這不過是一個佛教常識，但這個常識實在來之不易。以佛性論來看，成佛的潛力與內在的佛性有關。而佛性在印度佛教里雖然是個小問題，在中國佛教里卻是個大問題。

　　  佛性是大乘佛教的一個概念，細說起來無比複雜，簡略來說就是成佛的慧根。那麼，是不是每個人都有成佛的慧根呢？這很難說。傳統理論認為有所謂「一闡提」，說這種人是斷了慧根的，沒可能成佛——這大約就相當於佛教里的血統論。

　　  但是，晉代的竺道生精研《涅槃經》，從經中「眾生都可以成佛」的道理而推論說：一闡提也有佛性，也可以成佛。竺道生這個異端邪說激怒了佛教界，於是公議把竺道生趕出了僧團，逐出了京城。後來竺道生輾轉落腳在蘇州虎丘，仍然固執己見，拒不低頭。傳說他向虎丘的石頭說法，說到一闡提可以成佛的時候，連石頭都點頭稱讚，這便留下了一個「頑石點頭」的掌故。後來，《涅槃經》出了更為完整的譯本，經文裡明明寫著一闡提可以成佛，竺道生也就從異端分子變回一位正信的佛教徒了。iii一闡提可以成佛，這個爭議雖然告一段落，但餘波久久未息。既然一闡提都可以成佛，那麼，能不能由此更進一步，狗有沒有佛性？如果再進一步：花花草草有沒有佛性？如果再進一步：細菌有沒有佛性？——《金剛經》里，佛陀明確地告訴過須菩提：「不論是胎生的、卵生的、濕生的、化生的，只有是有生命的，我全讓它們成佛。」

　　  那麼，還能不能再進一步：石頭瓦塊之類的東西也有佛性，也能成佛？

　　  植物有佛性的說法很快便不足為奇了，而石頭瓦塊有佛性的議論後來竟然也成為了唐宋佛教的一個流行觀念。有個著名的話頭叫「青青翠竹，儘是法身；鬱郁黃花，無非般若」，說的就是植物的佛性；蘇軾有一個名句是很多人都熟悉的：「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說的就是高山流水的佛性（「清淨身」和「廣長舌」皆屬佛陀的三十二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