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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就算黃帝君臨天下的時候，也有蚩尤作亂；就算堯帝為君的時候，也有叢枝、宗、膾、胥敖作亂（這也是《莊子》講過的故事）。黃帝和堯帝可都不是好事之徒，但國還是要伐，兵還是要用，顯然不可能真的以虛靜之道治理天下。莊子想以虛靜之道拯救亂世之患，卻根本做不到，也就只好獨立於寥廓之野，以求全身保命、悠然自得罷了，他那套想法哪可能施之於天下呢。
「但《莊子》這部書在後世確實大大的流行過。晉人從《莊子》發展出轟轟烈烈的玄學，但這於應對北方胡羯勢力迫在眉睫的威脅一點用處都沒有；唐代把本屬子書的《莊子》尊為經書，經書本該有經世治國之用，但它對安史之亂可有絲毫正面的貢獻麼？要說這部書的價值麼，也就是幫君王清一清淫侈之心，幫小人物們看淡一些利益之爭罷了。
「但《莊子》這書文采奇絕，所以才使郭君愛玩不已，於是編撰了這部《莊子集釋》，費了許多的筆墨。假如莊子本人看到這部書，一定會說『這都是我的糟粕』吧。儘管如此，若沒有了這些糟粕，又怎能讓我們欣賞到古人的文章之美呢？郭君這部書當屬副墨之子，讀者們則要算是洛誦之孫了。（「副墨之子」和「洛誦之孫」是《莊子·內篇·大宗師》裡邊的比喻，副墨指文字，洛誦指誦讀，大意是說「道」的傳授經過了很多個層次的信息減損，最後有人吟詠誦讀之，又有人把吟詠誦讀的內容筆之於文字，所以文字所表述的「道」距離真正的那個「道」已經很遠很遠了。王先謙這裡部分地只從字面意義來使用這兩個比喻之辭，《莊子》原文裡的洛誦之孫排在副墨之子之前。）」
王先謙就這樣感時傷世了一番，把莊子狠狠地譏諷了一番，把郭慶藩這部新書的價值溫和地貶低了一番，然後全文結束，落款是：「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冬十二月，長沙愚弟王先謙謹撰。」——只要略略熟悉近代史的讀者就能夠從這個落款當中一下子看到問題，不錯，「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這就是甲午戰爭發生的那年，公元1894年。王先謙序言開頭所謂的「東夷之亂」，說的就是日本發動的一連串的戰爭。覺察了這個特定的時代背景，我們也就很容易理解王先謙為什麼會寫出這樣一篇反常的序言了。
在光緒二十年的幾乎所有的傳統知識分子看來，這世界實在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天翻地覆、最跌宕人心的劇變，就連兩千年來綿延傳承的根深蒂固的世界觀都要為之動搖了。人心自然會敏感起來，甚至過度地敏感起來，若非如此的話，任何一個思慮正常的人恐怕都很難從鄒衍、惠施那些汗漫之言裡聯想到一幅真實的世界地圖，更不可能從倏與忽為混沌開鑿七竅的那個著名的寓言裡聯想到大清帝國正在列強的覬覦之下飽經憂患。
倏與忽的故事出自《莊子·內篇·應帝王》，是說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混沌，倏與忽時常到混沌的地盤做客，混沌待他們很好，於是倏與忽很想報答混沌，商量道：「每個人都有七竅，可以看，可以聽，可以吃喝，可以呼吸，唯獨混沌沒有七竅，我們幫他把七竅鑿出來吧。」商議已定，倏和忽很有計劃地每天為混沌開鑿出七竅中的一竅，誰知待七竅開鑿完畢，混沌卻也死了。
顯而易見，這則寓言原本是莊子為了闡釋虛靜恬淡、無為而治的道理而設計出來的，就連下愚之人也很難生出什麼歧見，而王先謙一代學術宗師，卻偏偏從中看到了光緒年間的世界格局。
而正是在這樣動盪的時局之下，王先謙幾乎無法讓自己再去關注那些圍繞著莊子的所謂學術問題，他的心思已經完全聚焦在實用價值之上了。雖然從學術角度上講，這是最要不得的態度，但事情正如釋迦牟尼那個著名的箭喻一樣：當你被一支致命的毒箭射中之後，首當其衝的事情當然應該是保命，而不是去費心調查射箭之人的種族、身份、姓名、膚色以及他那張弓的各個部件的材質與製作方式。（《佛說箭喻經》）所以，在這篇序言當中，王先謙反覆向莊子追問的一句話就是「怎麼辦」（原文是「使莊子見之，奈何」，「而莊子奈何」）。
尤其在儒家傳統里，學術的目的就是經世致用，凡是回答不了「怎麼辦」的學問都是沒有價值的學問。哪怕在河清海晏的年代，治學也要講求實用，更何況偌大的一個帝國已經到了風雨飄搖、千瘡百孔的時候。王先謙毫不客氣地把一個個政治難題丟給莊子，毫不客氣地逼問他「你說該怎麼辦」，然後擺出一副很奚落的架勢：你看看，你還不是一點辦法都沒有麼！——但王先謙唯獨忘了問問自己：你們治儒家十三經的難道就知道該怎麼辦嗎？
2.
略有幾分反諷的是，在郭慶藩的新書問世之後，時移世易，同一家書局，即長沙思賢書局刊又印了一部《莊子集解》，書名和郭慶藩的《莊子集釋》只有一字之差，內容也和郭書屬於同一個類型，只是篇幅要單薄一些。
思賢書局的出版物向來以校刊精良著稱，是日後的藏書家們最愛搜集的版本之一。思賢書局的名字取字旁邊的思賢講社——早在光緒五年（1879），郭嵩燾因為受人構陷，告病回鄉，在長沙曾國藩祠堂的西側創立講社，題額「思賢」，及至光緒十六年（1890），即甲午戰爭的4年之前，郭嵩燾延請王先謙主持講社，後者便在講社旁邊創辦了思賢書局。很快地，在學術泰斗兼資深出版人王先謙的主持下，思賢書局成為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幾大官營書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