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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Vi 射n指出「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恰恰是針對著儒家、墨家和名家的主張來說的。(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Edited by Bo Mou, 2009, p254)

    ii 也有人認為龍的特性是一種堅持精神,譬如王夫之說,君子窮居而心懷天下,不受世俗觀念的左右,遇到君主之後堅持自己的主張,不靠見風使舵來滿足私慾,這就是「龍德」。(《讀通鑑論》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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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一個問題關乎性善與性惡的問題,關乎道德是否可教的問題,關乎惡是否真實存在的問題,這些都是哲學史上的經典問題了。所謂無是無非、無善無惡,這在普通人看來絕難接受,但在哲學上是絕對講得通的。

    我所知道的最清晰的辯解來自斯賓諾莎,「這原不足怪,因為自然不為人的理智的規律所拘束。人類的理智的規律其目的只在求人的真正的利益與保存;自然的界限更要無限的寬廣,與自然的永恆的秩序相連。在此秩序中人不過是一個微粒而已。正是由於這個必然性,所有的個體都用某種特別的方式以生活與活動。所以,在自然界中,若是有什麼我們覺得是可笑、荒謬或不好的東西,那是因為我們只知道一部分,幾乎完全不知道自然整體的秩序與依存,而且也是因為我們要事事物物都按我們人類理智的命令安排。實際上,理智所認為惡者,若按自然整體的秩序和規律而言,並不是惡,其為惡是僅就我們的理智的規律而言。」(《神學政治論》,p213-214)  

    斯賓諾莎的這段話可以被看作是對莊子的是非善惡觀點的西方式表達,如果能以這樣的哲學的眼光去看,秦檜也好,高衙內也罷,未必就是壞人。後來萊布尼茨發展了這個觀念,將之從形而上拉到了形而下的層面,以至於伏爾泰在《老實人》里特地杜撰了一位萊布尼茨的庸俗信徒邦葛羅斯博士,當救命恩人雅各感嘆著世界充滿邪惡的時候,已經在這種邪惡中失去了一隻眼睛和一隻耳朵的邦葛羅斯博士超然地回答道:「這些都是應有之事,個人的苦難造成全體的幸福;個人的苦難越多,全體越幸福。」

    有趣的是,《老實人》是伏爾泰的晚年之作,而在他的早期作品《查第格》里竟然表現過一種並不亞於萊布尼茨的樂觀主義——他借著天使之口在情節大逆轉的當口道出了這樣一則真理:「惡人終究是苦惱的,他們的作用不過是磨練世上少數的正人君子;須知善惡相生,沒有一種惡不生一點善果的。」

    的確,最大的惡才可以彰顯最大的善,這正如酷暑和冷飲的關係。最邪惡的世界比之無善無惡的世界,其善的總和顯然更多。有趣的是,正是同樣地基於這一考慮,萊布尼茨才(至少在表面上)做了一個于丹式的學者,而莊子則施施然地走進了對立的陣營。

    不過,為了把問題看得更清楚一些,我們實在有必要暫時跳出哲學的領地。  

    得益於現代學術的發展,對於第一個問題,我們知道的比莊子更多,判斷力自然也比他更強。心理學家勞倫斯·柯爾伯格在1963年發表過一篇經典的論文,研究的是道德準則的生成過程,提出人的道德標準的形成要經歷6個階段。

    在第一階段,小孩子是以行為的後果作為是非的標準,判斷一件事是對是錯取決於做了這件事之後是會被獎勵一個蘋果還是被打一頓屁股;第二階段,自我中心開始形成,判斷是非的依據就是單純的個人好惡。這兩個階段被稱為「前道德水平」,意味著道德標準還沒有真正發展起來。

    到了第三階段,小孩子開始重視別人的態度和利益了,知道了能讓別人高興的事也是好事,儘管這件事情不一定對自己有利;第四階段則有了責任和義務的意識,樂於維護現有的社會秩序和法律規範,認為凡是遵紀守法的行為都是好的。這兩個階段被稱為「遵從習俗角色的道德水平」,《悲慘世界》里的沙威看來就是道德水平停滯在了這個階段,沒能繼續發育下去。

    沙威如果能把道德水平發育到第五個階段,就會承認這社會上既有合法而不合情理的事,也有合情合理而不合法的事,至少某些法律比另外一些法律更好,遇到衝突的時候不妨遵循某種特定的程序尋求對法律的一些改善,對冉阿讓就不會那麼緊逼不舍;我們普通人比沙威強一點,但也只能達到第五階段,在第六階段,良知完全凌駕於任何社會習俗與法律法規之上,柯爾伯格認為只有一些偉人,比如聖雄甘地、馬丁·路德·金,道德感才發展到了這一階段。這兩個階段被稱為「自我接受準則的道德水平」,是人類道德標準發展的頂點。

    並且,這6個發展階段是不可能被跨越的,也就是說,一個正處在第一階段的小孩子,無論你怎麼教育他,他也不可能不經由第二階段而直接跨入第三階段。柯爾伯格尤其強調的是,這6個階段分別都是獨一無二的道德推理方式,而不是小孩子在一步步地加深著對成年人道德觀念的理解。(Kohlberg, L.1963)

    後續研究不斷證實著柯爾伯格的理論,並且確認了它的普世性。那麼,我們就基於柯爾伯格的研究來回答莊子:是非觀念的具體內容的確是「社會」的,但其形式卻是「自然」的,也就是說,一個生活在三千年前的埃及人和一個生活在今天的中國人,儘管是非觀念很可能大相逕庭,但這些觀念的形成過程卻不會有什麼兩樣。並且,只要不否認人類是一種群居生物,那麼是非觀念就必然會按部就班地形成,而無論它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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