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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說，《莊子》的任何譯本（無論是白話漢譯還是其他語種的翻譯）都是靠不住的，我很贊同這個看法。那麼，我在這裡如果只做白話釋義而不附以原文的話，一定會招致許多認真讀者的批評。所以我的方法是，第一，對重點段落附以原文，白話釋其大意；第二，儘量避開那些實在無法理喻的段落。但非常不巧的是，現在要談的《寓言》這段內容，就屬於不能完全讀懂而只能略釋大意的。
這一段是概述《莊子》的創作風格，說寓言占了十分之九，重言占了十分之七，巵言層出不窮，自然而然而已。所謂寓言，是假託外人來發言。就像父親不會親自為兒子說媒，只有拜託別人來夸兒子的優點才更容易取信於人。我用這種方式來寫作實在是不得已的，大眾心理就是這樣，我必須順著來。所謂重言，是德高望重的長者的發言。他們的話很有權威性，足以制止爭論，說服別人。所謂巵言，就是無心之言，是沒有主觀成見的言論，汪洋縱恣，曼衍無涯，海闊天空，東拉西扯。
我對這段文字的釋義是否正確呢？我自己也沒多大的信心，不過各位讀者也找不到標準答案，因為古往今來的學者們給出過五花八門的解釋，莫衷一是。而其中的不少解釋與其說是解釋，不如說是猜測或臆斷。好在有一個最要緊的意思是大家沒什麼爭議的，那就是《莊子》一書處處以寓言說理——既不像《老子》愛用格言體和類比法，也不像《論語》那樣搞成個語錄彙編，更不像《孟子》那樣大段記述導師的親身經歷，還不像《墨子》那樣斤斤於抽象的思辨。《莊子》總是會編排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人物和天方夜譚的故事，真偽莫辨，撲朔迷離，但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小故事背後的大道理。
從文體發展的脈絡上看，寓言這一文體肇始於先秦，以莊子為大宗，是說理的利器，發展到後世遂分為笑話和小說兩途，也就是說，無論我們讀《笑林廣記》還是《紅樓夢》，其遠祖都是先秦寓言，而先秦寓言的最高成就恰恰就是《莊子》。
先秦寓言重在說理，有其內在的邏輯，也就是攻其一點而不及其餘。好比說我拿小貓釣魚的寓言來闡釋做事要持之以恆的道理，你就不能追問這隻小貓是否真有其貓，姓什麼、叫什麼，家庭住址和電話號碼是什麼；也不能拿出科學依據說小貓根本就不會釣魚，從而斷定這件事純屬捏造；——這兩種情況還算比較少見的，最常見的是第三種情況：由小貓釣魚的故事得出如下結論：我因為很不喜歡這隻小貓，所以編排了這個故事來諷刺它。
這是不是有點匪夷所思呢？——如果把「我」換成莊子，把「小貓」換成孔子，就會發現這樣的誤解實在是非常普遍的，就連一些嚴肅的學者也未能免俗。
的確，《莊子》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是一部鬥士之書，批儒反墨，鬥志昂揚，孔子便常常以受教育、受揶揄的面目出現在《莊子》的故事裡。但寓言畢竟是寓言，當寓言以孔子為角色的時候，孔子便不再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而是變成了釣魚的那隻小貓。寓意才是要緊的，孔子這個角色並不一定要緊。如果說一則揶揄孔子這個角色的寓言就是在揶揄孔子本人的話，那麼反例又該如何解釋呢？
譬如同在《寓言》里，莊子和惠施就有一段關於孔子的對話：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莊子·雜篇·寓言》）
這是莊子和惠施在議論孔子，莊子說孔子一直在與時俱進，先前認為對的，後來又認為不對，就這麼活了60年，怎知他在60歲時認為對的不就是59歲時認為不對的呢？惠施認為孔子學習很努力，智識因此而不斷精進，但莊子說，孔子已經棄絕智識了，也不怎麼發表議論，他說他是從自然之本源稟受了材質，復歸於靈性的生活。接著，莊子又大大說了孔子一番好話，最後感嘆道：「罷了，罷了，連我都比不上他呢！」
《莊子》的這段原文照舊無法理順，比如莊子引述的孔子的話到底斷在哪裡就是一個爭議問題，但無論如何，有一點是肯定的，即莊子確確實實地推崇了孔子一番，在孔子面前自嘆不如。再看《讓王》：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跡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
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
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
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