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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西里二世的去世標誌著拜占廷歷史的轉折點。緊接著就是一個衰敗時期,拜s占廷帝國在外交政策上依賴它在以前年代裡獲得的特殊地位,而在內政方面縱容所有勢力自由表演,釀成分裂。在最近這3代皇帝取得的英雄偉業之後,拜占廷帝國似乎所向披靡,出現了帝國以前從未經歷過的相對和平時期。不幸的是,這個喘息的機會並沒有維繫很久,也不穩固。這個時期成了內部鬆懈的階段,以至於由伊拉克略一世開創並一直保持到瓦西里二世統治末期的軍區制遭到破壞。瓦西里二世那些無能的繼承人未能繼續進行反對大封建土地貴族的鬥爭,軍役小土地占有制遭到破壞,這使帝國跨出了致命的一步,從而破壞了帝國的防務和國家的賦稅制度。帝國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拜占廷帝國當局不僅停止了堅決遏制封建貴族的鬥爭,而且其本身也淪為這個強大階級的工具。土地貴族贏得了這場較量,剩下的惟一問題是他們中的哪個部分,是官僚貴族還是軍事貴族將控制權力。乍看起來,此後歲月的拜占廷歷史好像只是充斥著宮廷陰謀和爾虞我詐,但是實際上這些爭權奪利的鬥爭,是由首都官僚貴族和省區軍事貴族對立勢力間的對抗決定的。後一種勢力更為強大,但是一開始由於受到瓦西里二世的打擊而喪失了立足的基礎,而君士坦丁堡的官僚貴族取得了控制權。後者的優勢地位決定了此後數年的走向。沒有止境的宮廷陰謀只是其統治的表面現象,這個時期發展的突出特點是首都出現了文化復興和帝國軍事勢力的崩潰。

    瓦西里二世的繼承人、其弟君士坦丁八世(Constantine VIII,1025~1028年在位)是第一個“敗家子”。他被加冕為共治皇帝已經半個世紀,但在其強悍的兄長面前仍是個無足輕重的人物,此時則在年邁垂暮之際充任名義上而非實際上的皇帝。他並非完全是個庸才,只是缺少個性和責任感。他把國家大事甩給他人,成天在酒席宴會和大競技場的娛樂中消磨時光,不經意間便將瓦西里二世辛辛苦苦積攢下的帝國財產揮霍一空。

    最嚴重的問題還在於繼承人的確定,因為年邁的皇帝沒有兒子。他的3個女兒,老大因患天花成了麻子臉,進了修道院,其他兩個小女兒鄒伊(Zoe)和塞奧多拉(Theodora)此時早已過了她們的青春年華,作為馬其頓王朝最後的成員,命里註定要在以後年月里在拜占廷歷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君士坦丁八世直到臨終,才在病榻上設法為自己的一個老姑娘、公主選定合適的丈夫,並舉行了婚禮,這件事也確實不同尋常。直到咽氣之前,他才選定了首都市長羅曼努斯·阿爾吉魯斯(Romanus Argyrus)。君士坦丁堡市長這個官職早就是個名聲顯赫的職位,到11世紀,其重要性更為突出。在10世紀的《禮儀書》中,它被說成是“城市之父”。11世紀的作家甚至把它說的更重要,認為市長一職享有帝王之尊,只不過不是由皇家成員擔任罷了。[16]羅曼努斯·阿爾吉魯斯作為該職位的擔任者和最顯赫的拜占廷大家族成員,實際上是首都官僚貴族的傑出代表。1028年11月12日,他與年愈50的鄒伊結婚,君士坦丁八世去世3天後,登基並加冕為皇帝,被稱為羅曼努斯三世·阿爾吉魯斯。[17]他是個典型的貴族,儘管已經年過花甲卻依然衣冠楚楚,舉止典雅,頗有文化品位。作為君主,他確實無能無德,骨子裡就是個頹廢派,意志軟弱,思想空虛,卻偏偏要模仿歷史上那些傑出人物,他們的身影無時無刻不浮現在他眼前。他忽而以馬庫斯·奧雷留斯(Marcus Aurelius)為楷模,發表哲理深刻的演講;忽而又以查士丁尼大帝為榜樣,要進行宏偉的建築工程;之後,他好像得了圖拉真或哈德良的靈感,把自己當成了指揮戰爭的偉大統帥,直到他在敘利亞遭到慘敗才清醒過來。在這次事件中,多虧神勇將軍喬治·馬尼亞克斯(George Maniaces)挽救了局勢,1032年,後者一出戰就在奪取埃德薩的戰役中以一連串的勝利再度展示了拜占廷軍隊的雄風。

    羅曼努斯三世·阿爾吉魯斯暫短的統治時期最突出的特點是全面廢棄瓦西里二世的政策。瓦西里二世曾經要求“權貴者”負責完成荒蕪農田的額外賦稅,而羅曼努斯三世卻屈從富有大地主的壓力,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態度。[18]附加稅收制度是拜占廷稅收的基本內容,最初採取“責任制”,後來採取“連保制”,但此時永遠消失了。[19]農民不再有能力繳納這種賦稅,[20]而“權貴者”則不願意完成這種賦稅。皇帝羅曼努斯三世本人就是大貴族成員,更不打算引起富有的土地貴族的反對。前代皇帝禁止權貴者獲得小農和農兵小地產的法令雖然沒有正式被宣布作廢,儘管當時那些忠於職守的法官還認為這些法律具有法律效力。[21]但是,隨著瓦西里二世的去世,一系列保護小農的法令就突然終止了,這對局勢的發展產生了足夠的影響力。即便10世紀期間,極為嚴厲的政府法規都不能完全阻止大貴族獲得小農和軍役地產,那麼,此時國家政策的消極態度則意味著富有的大地主有可能肆意兼併土地了。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問題上,“權貴者”完全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自羅曼努斯一世到瓦西里二世的中央政府一直設法建立阻止大貴族鯨吞小農土地的壁壘,這一努力此時完全付之東流。自由小農土地因無保護而迅速消失,富有的大地主兼併農民和農兵的土地,使以前的小土地持有者成為依附農,從而使拜占廷帝國自7世紀復興以來得以立足的這一基礎蕩然無存。結果,武裝力量的實力和國家稅收基礎迅速衰敗,最終是資源枯竭並進一步削弱了國家的軍事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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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西里二世的去世標誌著拜占廷歷史的轉折點。緊接著就是一個衰敗時期,拜s占廷帝國在外交政策上依賴它在以前年代裡獲得的特殊地位,而在內政方面縱容所有勢力自由表演,釀成分裂。在最近這3代皇帝取得的英雄偉業之後,拜占廷帝國似乎所向披靡,出現了帝國以前從未經歷過的相對和平時期。不幸的是,這個喘息的機會並沒有維繫很久,也不穩固。這個時期成了內部鬆懈的階段,以至於由伊拉克略一世開創並一直保持到瓦西里二世統治末期的軍區制遭到破壞。瓦西里二世那些無能的繼承人未能繼續進行反對大封建土地貴族的鬥爭,軍役小土地占有制遭到破壞,這使帝國跨出了致命的一步,從而破壞了帝國的防務和國家的賦稅制度。帝國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拜占廷帝國當局不僅停止了堅決遏制封建貴族的鬥爭,而且其本身也淪為這個強大階級的工具。土地貴族贏得了這場較量,剩下的惟一問題是他們中的哪個部分,是官僚貴族還是軍事貴族將控制權力。乍看起來,此後歲月的拜占廷歷史好像只是充斥著宮廷陰謀和爾虞我詐,但是實際上這些爭權奪利的鬥爭,是由首都官僚貴族和省區軍事貴族對立勢力間的對抗決定的。後一種勢力更為強大,但是一開始由於受到瓦西里二世的打擊而喪失了立足的基礎,而君士坦丁堡的官僚貴族取得了控制權。後者的優勢地位決定了此後數年的走向。沒有止境的宮廷陰謀只是其統治的表面現象,這個時期發展的突出特點是首都出現了文化復興和帝國軍事勢力的崩潰。

    瓦西里二世的繼承人、其弟君士坦丁八世(Constantine VIII,1025~1028年在位)是第一個“敗家子”。他被加冕為共治皇帝已經半個世紀,但在其強悍的兄長面前仍是個無足輕重的人物,此時則在年邁垂暮之際充任名義上而非實際上的皇帝。他並非完全是個庸才,只是缺少個性和責任感。他把國家大事甩給他人,成天在酒席宴會和大競技場的娛樂中消磨時光,不經意間便將瓦西里二世辛辛苦苦積攢下的帝國財產揮霍一空。

    最嚴重的問題還在於繼承人的確定,因為年邁的皇帝沒有兒子。他的3個女兒,老大因患天花成了麻子臉,進了修道院,其他兩個小女兒鄒伊(Zoe)和塞奧多拉(Theodora)此時早已過了她們的青春年華,作為馬其頓王朝最後的成員,命里註定要在以後年月里在拜占廷歷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君士坦丁八世直到臨終,才在病榻上設法為自己的一個老姑娘、公主選定合適的丈夫,並舉行了婚禮,這件事也確實不同尋常。直到咽氣之前,他才選定了首都市長羅曼努斯·阿爾吉魯斯(Romanus Argyrus)。君士坦丁堡市長這個官職早就是個名聲顯赫的職位,到11世紀,其重要性更為突出。在10世紀的《禮儀書》中,它被說成是“城市之父”。11世紀的作家甚至把它說的更重要,認為市長一職享有帝王之尊,只不過不是由皇家成員擔任罷了。[16]羅曼努斯·阿爾吉魯斯作為該職位的擔任者和最顯赫的拜占廷大家族成員,實際上是首都官僚貴族的傑出代表。1028年11月12日,他與年愈50的鄒伊結婚,君士坦丁八世去世3天後,登基並加冕為皇帝,被稱為羅曼努斯三世·阿爾吉魯斯。[17]他是個典型的貴族,儘管已經年過花甲卻依然衣冠楚楚,舉止典雅,頗有文化品位。作為君主,他確實無能無德,骨子裡就是個頹廢派,意志軟弱,思想空虛,卻偏偏要模仿歷史上那些傑出人物,他們的身影無時無刻不浮現在他眼前。他忽而以馬庫斯·奧雷留斯(Marcus Aurelius)為楷模,發表哲理深刻的演講;忽而又以查士丁尼大帝為榜樣,要進行宏偉的建築工程;之後,他好像得了圖拉真或哈德良的靈感,把自己當成了指揮戰爭的偉大統帥,直到他在敘利亞遭到慘敗才清醒過來。在這次事件中,多虧神勇將軍喬治·馬尼亞克斯(George Maniaces)挽救了局勢,1032年,後者一出戰就在奪取埃德薩的戰役中以一連串的勝利再度展示了拜占廷軍隊的雄風。

    羅曼努斯三世·阿爾吉魯斯暫短的統治時期最突出的特點是全面廢棄瓦西里二世的政策。瓦西里二世曾經要求“權貴者”負責完成荒蕪農田的額外賦稅,而羅曼努斯三世卻屈從富有大地主的壓力,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態度。[18]附加稅收制度是拜占廷稅收的基本內容,最初採取“責任制”,後來採取“連保制”,但此時永遠消失了。[19]農民不再有能力繳納這種賦稅,[20]而“權貴者”則不願意完成這種賦稅。皇帝羅曼努斯三世本人就是大貴族成員,更不打算引起富有的土地貴族的反對。前代皇帝禁止權貴者獲得小農和農兵小地產的法令雖然沒有正式被宣布作廢,儘管當時那些忠於職守的法官還認為這些法律具有法律效力。[21]但是,隨著瓦西里二世的去世,一系列保護小農的法令就突然終止了,這對局勢的發展產生了足夠的影響力。即便10世紀期間,極為嚴厲的政府法規都不能完全阻止大貴族獲得小農和軍役地產,那麼,此時國家政策的消極態度則意味著富有的大地主有可能肆意兼併土地了。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問題上,“權貴者”完全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自羅曼努斯一世到瓦西里二世的中央政府一直設法建立阻止大貴族鯨吞小農土地的壁壘,這一努力此時完全付之東流。自由小農土地因無保護而迅速消失,富有的大地主兼併農民和農兵的土地,使以前的小土地持有者成為依附農,從而使拜占廷帝國自7世紀復興以來得以立足的這一基礎蕩然無存。結果,武裝力量的實力和國家稅收基礎迅速衰敗,最終是資源枯竭並進一步削弱了國家的軍事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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