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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階段，拜占廷研究通常局限於編輯史料和將它們翻譯為拉丁語，對拜占廷作家的選擇多多少少帶有隨機性。學者們並沒有關於可用材料的遠大設想，也沒有清晰地確定行動計劃。開端並非轟轟烈烈，但同樣是意義非凡。
正是在17世紀中期的法國，拜占廷研究真正開始興盛起來。路易十三（Louis XIII，1610～1641年在位）時期的宮廷文化活動，特別是在路易十四（Louis XIV，1643～1715年在位）統治期間，拜占廷歷史成了一個熱點。編輯工作不再是偶然隨意的事情，個別單獨的努力被聯合在統一精心策劃的計劃中，這有助於繁榮和充分利用嚴謹的學術中那些新鮮的不斷發展的興趣。在路易十四和柯爾貝特（Colbert，1619～1683年）的保護下，著名的羅浮宮出版機構開始出版偉大的拜占廷歷史學家叢書。出版的第一部書是1645年問世的約翰六世的《歷史》。1648年，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905～959年）的《法律選編》問世，在該書的前言中，拉貝發出呼籲，提出了出版拜占廷歷史學家文獻大全的計劃，他強調拜占廷歷史的重要性，提請各國學者們通力合作。此後10年，這項工作迅速發展，並第一次出現了類似於完整編輯拜占廷史料的叢書。這些作品後來以《威尼斯大全》的形式全部重印，而其中大部分作品也包括在《波恩大全》中，當然後者有所增加。
一些最傑出的法國學者對《巴黎大全》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例如耶穌會士腓力普·拉貝（Ph.Labbé，1607～1667年）和皮埃爾·普西奈斯（Pierre Poussines，1609～1686年）、多明我會士雅克·戈阿爾（Jacques Goar，1601～1653年）和弗郎索瓦·孔伯非斯（Francois Combefis，1605～16973年），還有傑出的耶穌會士查理·阿尼巴·法布羅特（插rkes Annibal Fab-rot，1580～1659年）。在法國之外，特別是在羅馬，還有一些重要的合作者，例如盧卡斯·赫爾斯坦尼烏斯（Lucas Holstenius）和利奧·阿拉提烏斯。許多拜占廷作家的作品第一次以羅浮宮版本問世，一些已經為人們所了解的作品也得到重新編輯。因此，《巴黎大全》以其最好的文本和特別有用的注釋脫穎而出，標誌著拜占廷研究的重要進步。
除了《巴黎大全》外，在教會和法律研究領域也出現了諸多進展，就像拉貝的作品《宗教會議文獻》（它成為後來哈杜因和曼西[1]編輯工作的基礎）、戈阿爾那膾炙人口的希臘文《教會紙草文獻集》、孔伯非斯編輯的教父作品和法布羅特編輯的《皇帝法典》。
最初，《巴黎大全》由戈阿爾和孔伯非斯專門負責，但是在該項工作發展進入高潮的1670年出現了卓越的人物杜康。查理·杜·弗倫即杜康先生（Du Cange，1610～1688年）是拜占廷歷史研究真正的奠基人，同時也是拜占廷歷史研究最偉大、最博學的學者。杜康編輯了約翰·辛納穆斯的《歷史》、約翰·左納拉斯的《編年史》和著名的《復活節編年史》。他為這些著作和普西奈斯編輯的安娜·科穆寧娜以及尼基弗魯斯·布林尼烏斯的作品添加了詳細的注釋。另外，杜康還以無與倫比的精力開創了課題範圍廣泛得令人驚訝的研究工作，不僅包括歷史學，還涉及系譜學、地形學和古幣學。直到今天，他的許多作品仍是拜占廷研究不可缺少的參考書，特別是其1657年撰寫的《法蘭西帝國時代的君士坦丁堡帝國史》、《注釋圖解拜占廷史》，後者是由地形學（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和統治家族譜諜學（拜占廷家族）兩部分構成的大部頭著作。但是，杜康最偉大的成就是他編纂的中世紀希臘語、拉丁語詞典。其中《希臘銘文注釋》[2]至今仍對拜占廷學者具有特殊的價值。目前，確實有其他字典可資使用，特別是索佛克利斯（E.A.Sophocles）的《辭海》[3]非常有用，但儘管如此，杜康的《希臘銘文注釋》仍以其廣泛參考原始資料和歷史注釋而一直成為研究拜占廷不可缺少的工具書。
杜康的工作由比其略微年輕的同時代學者所繼續，如奠定了科學研究原始文獻基礎的讓·馬比永（Jean Mabillon，1632～1707年）和以《希臘古文書學》開創希臘古文書學的貝爾納·德·蒙特福松（Bernard de Montfaucon，1655～1741年）。在他們之後有撰寫《東方基督教》的多明我會士米歇爾·勒基安（Michel Lequien，1661～1733年），還有本篤會士、拉古薩人安塞爾莫·班杜利（Anselmo Banduri，1670～1743年），他編輯的《東方帝國》包括了重要的地形學和考古學材料。
17世紀對拜占廷帝國的興趣產生了重要的成果，特別是在法國。但是，拜占廷研究在18世紀遭到了最嚴重的挫折。理性主義的啟蒙運動時代強調其“理性”、哲學思想和宗教懷疑論，輕蔑地看待整個中世紀史，對思想保守篤信宗教的拜占廷帝國特別蔑視，認為其歷史不過是“一堆毫無價值的巧言麗辭和幻象神跡的堆積”（伏爾泰語Voltaire），是“連篇累牘的反叛、起義和陰謀詭計”（孟德斯鳩Montesquieu），或者說的好些，是羅馬光榮歷史的悲劇性尾聲。因此，查理·勒伯（插rles Lebeau）在其《拜占廷帝國史》（巴黎1757～1786年版）中寫到，拜占廷歷史只不過是羅馬帝國千年衰敗的歷史，而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年）在其《羅馬帝國衰亡史》（倫敦1776～1788年版）中宣稱，他的作品就是一部描述“蠻族和宗教的勝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