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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拜占廷-穆斯林關係的拜占廷史料記載可以從阿拉伯歷史學家提供的極為豐富的敘述中得到補充，其中塔巴里（Tabari，839～923年）是最重要的作家。他是一位傑出的學者，完成了自上帝創世到他本人那個時代的世界史，提供了大量關於拜占廷帝國和阿拉伯人之間戰爭的細節，他通常幾乎逐字逐句摘抄使用更早時期的史料。[12]阿拉伯地理學家的記載也具有極大的價值，特別是伊本-霍達比（Ibn-Hordadbeh）、庫達馬（Kudama）和伊本·阿·法基（Ibn Al Fakih），他們提供了關於拜占廷帝國狀況相當有用的信息，特別是關於軍事調整重組和軍區制的材料。[13]新近的研究，特別是各種對格里高利的開創式的調查研究表明，廣為流傳的史詩《迪基尼斯·阿卡利塔斯》包含大量有關拜占廷-穆斯林關係的歷史材料。[14]

　　  上述拜占廷編年史家和紀年史家在處理毀壞聖像鬥爭的歷史時，幾乎都持聖像崇拜的觀點。在更大程度上說，這一點同樣反映在這個時代的歷史編纂寫作中，主要表現是關注崇拜聖像的殉道者，以及頌揚的寫作風格，這一點也好理解。儘管如此，很多這類作品在補充很不完整的純歷史作品的記述方面具有極大的價值。在毀壞聖像時期大量的聖徒傳記中，我們只能提到那些對歷史學家來說最為重要的作品。《小聖史蒂芬（767年去世）傳》寫於808年，依據更早的作家史蒂芬（Stephen）的作品，後者是聖索非亞教堂的主祭。《小聖史蒂芬傳》提供了關於君士坦丁五世大迫害最詳細、豐富的記載，這類文學記載常見的不足之處因其詳細的歷史細節寫作而得到彌補。[15]另一個極為重要的史料是《尼西塔斯傳》，此人是比塞尼亞的麥迪西烏姆修道院院長（824年去世），該書由塞奧斯克利科圖斯（Theosterictus）寫於尼西塔斯聖徒死後不久。[16]《仁慈的非拉利圖斯傳》也十分重要，但不涉及毀壞聖像鬥爭，而涉及拜占廷帝國內政史。[17]同一時期關於哥特人主教約翰的《約翰傳》[18]和阿莫利烏姆的42個殉道者的《文獻》也具有極大的歷史價值。[19]  

　　  毀壞聖像鬥爭第一階段中關於聖像問題的最重要的作品是大教長日耳曼努斯（Germanus，715～730年在位）的書信，它們的意義非凡[20]，特別是約翰（John of Damascus）的3篇講演。[21]《一個老人關於聖像的意見》（）記載了喬治（George of Cyprus）的說教，和這位聖徒與一位毀壞聖像派主教之間爭論報告的提綱，這些爭辯者在第一次毀壞聖像宗教會議以前可能常常被召集在一起。[22]約翰的講演和《一個老人關於聖像的意見》構成了約翰（John of Jerusalem）作品的基礎，他剛好是在尼西亞宗教會議召開前完成這些作品的，[23]所有這3種史料都被稱為“皇帝君士坦丁的反對者”的匿名作家所使用。[24]毀壞聖像鬥爭第二階段最重要的神學作品是斯圖迪特派的塞奧多利（Theodore the Studite）的著作和書信，[25]以及被當作歷史學家提到的大教長尼基弗魯斯的大量著作。[26]還有東方大主教們致皇帝塞奧非魯斯（Theophilus，829～842年在位）的書信，他們勸導鼓勵他推行毀壞聖像政策。[27]如同大馬士革人約翰和斯圖迪特派信徒塞奧多利的大量作品一樣，787年召開的第七次尼西亞基督教大公會議文獻也是關於聖像問題頭等重要的資料。[28]沒有一部毀壞聖像派作品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因為787年大公會議下令銷毀所有這類作品，843年宗教會議也肯定製定了相同的法規。大量殘卷和隻言片語至今仍保留在為了論戰需要而引用在他們的作品中。這樣，754年召開的第一次毀壞聖像會議的決議可以通過尼西亞基督教大公會議的《文件》重新拼湊起來，同樣，從大教長尼基弗魯斯的作品可以再現815年召開的第二次毀壞聖像會議的真實決議，以及皇帝君士坦丁五世的兩個具有極高神學和歷史價值的講話。[29]  

　　  在這個時期羅馬主教[30]的傳記中，格里高利三世（Gregory III）的《傳記》特別重要，其對了解羅馬和拜占廷之間的關係極有價值。[31]格里高利二世致利奧三世的兩封書信的真實性值得懷疑，它們目前以希臘文本保留下來，但是，今天任何人都不會把這兩個重要的文件當作贗品棄之一旁。[32]除此之外，還有格里高利二世致大教長日耳曼努斯的書信，其真實性是無可爭議的。[33]關於西方對拜占廷毀壞聖像問題的態度的真實信息可以在《加洛林書》（LibriCarolini）[34]和哈德良一世致查理曼[35]和拜占廷君主們[36]的書信中找到。

　　  這個時期最重要的法律資料是利奧三世726年頒布的《法律選編》。[37]關於被認定是利奧三世的各種法律的內容請參見上文第77頁前代學者的意見。

　　  第一節帝國的敵人

　　  毀壞聖像鬥爭時期，拜占廷帝國面臨的嚴重危機早在腓力皮克斯-巴爾達尼斯（Philippicus-Bardanes）統治時期就顯示出來了，表現出其暫短而不幸統治的歷史意義。腓力皮克斯重新挑起神學爭論，特別是挑起關於聖像的衝突，這一衝突的確缺乏純粹的宗教性，只是將聖像的象徵性作為爭論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預示了未來歲月發生的這場大規模的毀壞聖像鬥爭。

　　  腓力皮克斯-巴爾達尼斯這個亞美尼亞人更願意標榜自己的家鄉，而不願意稱自己是伊拉克略的後人，他似乎傾向於基督一性論信仰。但是，他不想做得太過分而冒險恢復一性論教義，事實上他表現出是一位基督一志論的鼓吹者，而一志論於30年前遭到第六次大公會議的斥責。他以皇帝的權威發布一道皇帝法令，否定了這次宗教大公會議的決議，並宣布一志論是拜占廷帝國惟一的正統信仰。這種正統信仰變化找到了一種象徵性的表達方式，即摧毀皇宮裡陳設的這次宗教會議的表徵，取締在皇宮前門米隆門上紀念這次會議的銘文。取而代之的是皇帝和大教長塞爾吉烏斯的畫像。[38]這個毀壞聖像皇帝用同樣的方法在以後幾年裡取消了宗教性的畫像，在更大範圍里張貼皇帝的畫像。儘管腓力皮克斯提倡的一志論未能流行，但是他的基督教政策引發了強烈的反對，也加速了他的倒台，然而，他同時也在拜占廷高級教士中找到了許多支持者，或者至少是同情者，例如前大教長日耳曼努斯。而且，基督一性論派再次顯露頭角，表明無論是基督一志論異端還是基督一性論異端在拜占廷帝國遠未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