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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特洛格爾斯基在德國著名大學的學習經歷，在巴黎的一個重要的拜占廷研究中心的居留研修，以及他在德國開始的輝煌研究和執教事業，無疑對他的學者生涯有著重要影響。我無法設想，如果他留在德國，會是怎樣的事業前程。但我認為，他離開德國實際上是幸運的——1933年他接受貝爾格勒大學的邀請，前往南斯拉夫工作——因為德國的惡劣事態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我這樣說，不僅是基於這樣的一個事實，即他在南斯拉夫對史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在貝爾格勒創建了拜占廷研究學派和一個研究中心，而且主要基於新的環境（巴爾幹地區同時也是斯拉夫的環境）對他的人格和著作的影響。在這裡，他置身於古老的拜占廷的領土。這片土地在中世紀與拜占廷密切相關，並且仍然存留著這種密切關係的物質和精神上的遺蹟。而且，同樣重要的是，他在這裡度過了戰火紛飛的歲月，經歷了獲得解放和社會復興的美好時光。南斯拉夫人民已經接納他為自己的家庭成員，他與南斯拉夫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接受了新的社會觀念的影響。至少在我看來，所有這一切都以其特有的方式在他的著作中留下了眾多痕跡。
奧斯特洛格爾斯基在33歲時——此時他正在貝爾格勒大學哲學院任拜占廷學教授——接受慕尼黑《考古學指南》編輯瓦爾特·奧托（Walter Otto）的請求，為這套著名的叢書寫一本拜占廷史，以便填補很久以來他已感受到的一個空白。[9]這個建議並非出於逢迎，而是對他當時所取得的學術成就及其在學術界獲得的聲望的承認，同時，對這位年輕學者也是一個巨大的機遇。正如他後來所說，他必須具有年輕人的勇氣，才能接受建議，寫出一部通常應在盛年時期完成、也是終生事業的代表性綜合著作。奧斯特洛格爾斯基接受這個建議，完全是因為他對整個拜占廷史已經形成了具體的見解。他全身心投入工作，兩年後（1937年）完成了著作的初稿。這部著作出版發行時（1940年），引起了學術界巨大的興趣，被一致認為是奠基性著作（grundlegendeswerk）。[10]觀點的新穎，特別是資料的安排，對拜占廷國家發展史的觀察方法——他以這種方法考察了拜占廷國家幾個歷史階段上內部政治（經濟、社會、行政、軍事、教會、意識形態）的變化與外部政治的相互影響——受到特別的重視。他在資料使用上的準確性，介紹外國學者觀點時所達到的客觀性，敘述上的緊湊，文辭上的簡約和優雅，都受到讚譽。
在1952年第二版、1963年第三版中，作者得暇對此書進行了仔細修改。他參考眾多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和新觀點，對全書進行了重要的修改、完善和補充。他個人的研究使他注意到這些學者的成果。他對專家們對書中涉及的主題表達的不同看法作出了評論，接受了其中的一些觀點，對另一些觀點在討論後則沒有接受。在戰後的歲月中，他完成了研究拜占廷封建制度的重要著作，提出並精煉了他的觀點，[11]還完成了關於軍區制（thema）、[12]拜占廷城市、[13]拜占廷-斯拉夫關係的研究著作。[14]所有這些成果都在他的這本著作的新版本中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發揮和闡述。但是，正如他在德文第三版前言中所說，需要進行重大修改的念頭經常縈繞在他的心頭。然而，這樣的修改是有其局限性的，雖然他準備出版一個新版本，但他本人無法改變著作的基本構造。如果奧斯特洛格爾斯基是在55歲而不是35歲完成《拜占廷國家史》，會是什麼樣子？對於這個問題，試圖得到答案是徒勞的。但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對於每一位拜占廷學研究者，這部著作已經成為必備的參考書，“標準性的著作”（standardwerk）和“枕邊書”（livre de chevet）。[15]
奧斯特洛格爾斯基的成功，大致是與拜占廷研究的巨大發展是同時的。中世紀史中的這個被遺棄的、在一定形式上難以理解的學問分支，只是在本世紀下半葉，才在歷史學科中找到它的位置。奧斯特洛格爾斯基的著作，特別是他的《拜占廷國家史》展示了拜占廷帝國在世界歷史中的意義，揭示了拜占廷社會和意識形態的獨特性，說明了它在南部斯拉夫各族生活中的作用，大大地影響了當今世界對拜占廷帝國的認識，在廣泛的程度上，在各階層的人們中，擴大了對拜占廷“現象”的興趣。這一點在南斯拉夫境內尤為明顯，他活躍在這片土地上近50年之久。他作為教授、學術研究的組織者和指導者，以及研究所出版物的顧問，[16]加強了拜占廷史研究與這個民族的歷史和中世紀技術史研究之間的聯繫，打開了國際思想交流的寬敞的大門，在國際學術界組織了塞爾維亞史的編纂。
奧斯特洛格爾斯基對材料的掌握、領悟能力，思想的敏銳，在整體事物中對本質事物的判斷力，是他每一項成功的學術研究的基礎素養。他所具備的這些先決條件，在很大程度上是許多同代人所不具有的，但是，我認為，儘管如此，僅以這些條件還不能解釋奧斯特洛格爾斯基著作的質量，也不能解釋其研究範圍，更不能解釋其統一性。他作為學者的人格特點，還表現在更客觀的學術研究中。奧斯特洛格爾斯基的著作展現出的獨具一格的特點，是穩健、有條不紊、冷靜而從容的批判力，節制適度而避免言過其實，從來不乏雅致（urbanitas）——這是他的著作的特點，也是日常生活的特徵。他從不匆忙行事。對於生活和學術研究中的每一件事，他處理起來都穩健紮實，有板有眼。對他來說，寫作是件十分耗費心力的事情，雖然他能在辦公室里夜以繼日地工作。他曾說過，寫作而不經受巨大痛苦，是辦不到的，因為任何人要簡明扼要、令人信服地闡明一個結論，就像發現一個結論一樣，都是特別重要的。他的寫作方式獨樹一幟——他創作出這種表達方式以便表達更為準確、更為優美——通信方式比政府公文更為簡潔。這種風格，就如同他的學術著作所明顯展現的一切，任何人都會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