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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教授沒有告訴死者遺孀的還有一句至關重要的話：謝以銓在出發講學之前對自己又一次“榜上無名”是一清二楚的，卻沒有對任何人流露不滿情緒，一直到死!但可以想見，他的內心承受著怎樣的壓力，抑制著怎樣的憤懣!謝以銓畢竟是人而不是牛馬，“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早”，這不公正的待遇是對一位嚴肅而正直的學者的才幹和人格的雙重侮辱!
周教授無疑是首先發現謝以銓這匹“千里馬”的伯樂。可惜，這位“伯樂”的權力太小了些，目光和魄力也不夠遠大。在農大，在農學界，像他這樣垂垂老矣的前輩還有一些，人家能夠對自己的弟子鼎力舉薦、破格提拔，他卻為何不能呢?他嚴於律己、嚴於教徒，注重實幹而不尚張揚，這當然也無可非議。但是，謝以銓這樣“戰騎一敵萬”的良駒在他手下團團轉了三十一年，始終示能凌空騰躍，卻不能不說是伯樂的悲劇。到頭來，伯樂葬馬，空留下無謂的嗟嘆：“謝以銓為我作出了犧牲，我對不起他!”
雪上空留馬行處，龍媒去盡鳥呼風。晚了!
可憐的是，謝以銓也有學生和追隨者，也在依照祖師爺的風範，步老師的後塵!就在謝以銓升遷無望、鬱憤難平之際，他指導的博士生張青文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棉花的補償能力與棉鈴蟲的防治新策略》。為了讓老師也當一次“老大”，以便在下次評職稱時增添一些分數，張青文毅然作出犧牲，在自己的名字前邊寫上：“謝以銓”，名列第一，論文發稿時，謝以銓正在桂林講學。刊物在印刷中，他卻已經死了。他的學生的一片赤誠之心白費了，晚了!張青文跪在老師的遺孀面前痛哭：“師母，我再沒有什麼可以報答恩師的了!”
謝以銓的妻子精神恍惚，痴痴迷迷。她猛然想起，丈夫在死前的一段時間，情緒有些反常。
他即將去桂林講學時，曾對妻子說：“我陪周先生去，讓他講吧，我不講!”
“為什麼?”妻子問他。
他沒有回答，只報以抑鬱的目光。
妻子現在懂了，那是他對於無視他的學術的人的無聲抗議!但他還是講了，而且講得那麼認真、那麼好……
他匆匆趕回來時，妻子對他說：“我給你預約好了，星期一去醫院檢查!”
“不行，”他回答，“星期一我得講課!”
“剛回來就講課?為什麼安排得這麼急!”
他不語，只張了張嘴，好像要說什麼，卻又咽回去了。
妻子現在懂了，那又是一次無聲的抗議!用“課時”來卡一個科研人員嗎”你們卡不住，且看下次吧!可惜，他沒有再次較量的機會了……
妻子一切都明白了，丈夫在死前獨自忍受著屈辱，卻不肯向她透露一個字，是怕她為他傷心、為他不平!
“老謝是屈死的，是含冤而死的!”她終於發出了這嘶啞的吶喊。
農大的領導為撫恤死者的家屬作出了安排，這當然都是必要的。但是，這並不是最重要的，妻子念念不忘、逢人便講的是為丈夫“正名”!她堅決要求：把本應該屬於他的、早就該屬於他的職稱還給他，讓他“名正言順”地安息!
謝以銓之死在農大激起了軒然大波，四十八名教師和科研人員聯名上書校長，要求重新審議謝以銓的副研究員職稱。當他們拿著這封信請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簽名時，老教授慨然嘆曰：“你們早幹嘛呢?人死了，才想起來找我!”
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現在，物傷其類的“馬”們在奔走呼號尋找伯樂，咄咄怪事，嗚呼哀哉!
這封“請願”書如石沉大海，迄今尚無回音。一位平時與謝以銓並無深交的教學輔助人員說：“謝以銓的死已經激起了民憤!”
“民憤”又能如何呢?
老講師和個體戶；教授和孫女；死了的和活著的；馬克思的名言和日本人的議論……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北京。
黃昏，繁忙的一天的收尾。北京師範大學門前的南北走向大街上，車水馬龍。自行車摩托車卡車吉普車公共汽車……匯成一股潮水，奔向各自的終點。潮水把街道切割成東西對望的兩岸，行人小心翼翼地穿過連接兩岸的斑馬紋人行橫道，猶如跨越波濤之中的險橋。
此刻，也許根本沒人注意，在馬路邊站著一位神情怯懦的中年婦女。是的，她實在太貌不驚人了：中等偏矮的身材，乾瘦而虛弱。稀疏的頭髮，布滿皺紋的臉。鼻樑上架一副一千三百度的近視鏡，鏡片上一圈兒又一圈兒的同心圓，像兩隻厚厚的瓶子底兒。在她微張著嘴向前張望、尋找車輛空隙的時候，露出七零八落的牙齒。她上身穿著一件咖啡色舊線衣，袖口上還接了一截兒針織品，也已經磨損了。外面罩一件穿了好多年的藍布上衣，下身是舊的確良長褲、平底黑布鞋。憑這副模樣，這身打扮，別人大概以為她是個沒文化的家庭婦女或保姆，怎麼也不會想到她是一位大學講師。其實她自一九五六年從北師大畢業留校後，在化學系任教已三十年了。
倒退三十年，徐志英也曾是個年輕漂亮的姑娘，紅潤的瓜子臉，濃密的秀髮，兩條油亮的大辮子，一副亮的歌喉。她是北師大文娛活動的積極分子，多少次在聯歡中、在舞會上，她那青春的舞姿給人留下了至今難忘的印象。這一切，都像夢一樣飄散了，永不再屬於她了，眨眼之前，她老了。十年“文革”開始時，她才三十出頭，浩劫過後，已四十有餘。老了，真是老了。人們都說：向“四人邦”討還失去的青春，可到哪裡去討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