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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忘年之交。他是昆蟲學專家周明牂的最優秀的學生。他們結識的一九五二年，那一年，謝以銓隻身遠離家鄉揚州來到京城，就讀於北京農業大學植物保護系，在周明牂門下登堂入室。那時候，他那單薄清秀的身架上似乎還帶著瘦西湖的柳岸柔風，老師和同學們都有些奇怪，覺得這個“秀才”來學農業好像並非出於自願。他笑笑，以濃重的鄉音說，他愛這一行。是的，他愛家鄉那碧綠的山水，愛揚州城外那蔥翠的田野，愛雨露滋下盛開的燦爛花朵，愛祖國沃土中萌發的綠色生命。不久，他這種強烈的情感就在寒窗苦讀中充分顯露出來，周明牂愛這個聰穎而勤奮的學生猶如自己的兒子。頻繁的接觸中，他還發現，謝以銓做學問專而博，他是個開朗快活的小伙子，生活中有廣泛的樂趣，他愛攝影，集郵、集火花、愛搜羅工藝品，還有良好的烹飪技藝。他多才多藝而又性情隨和，他研製的用“三九一一”(西梅脫)浸種處理一次有效的措施，節省了過去用“六六六”處理土壤並在苗期多次打藥的需要，減輕了農藥污染環境的不良後果，成效顯著。
一九八三年以後，他又參與主持並執行國家“六五”、“七五”科技攻關項目“棉花病蟲害綜合防治技術研究”專題。在冀南棉區基地，他深入生產，調查研究，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參與制定了一整套棉花病蟲綜合防治技術措施，研究了棉鈴蟲危害棉花的經濟閾值和棉花品種對棉蚜、棉鈴蟲的抗性。該項綜合防治措施經在邯鄲地區大面積推廣應用，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一九八六年榮獲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國家科委和財政部表彰獎，並榮獲農牧漁業部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三十一個春秋就這樣送走了，謝以銓已經年過半百。雖然他還是那麼清瘦，但是身上的“秀才”氣卻漸漸褪去了，北方的烈日曬黑了他的皮膚，風霜皴裂了他的手腳，他長期出沒在農田，衣著隨便，不修邊幅，一望之下很難使人看出這是一位植保專家，簡直像個普普通通的農民，他因此得到了一個頗為意味深長的綽號：“老農”。中國，千百年的農業國，億萬人口什麼最重要?吃飯。民以食為天。可是，我們的農業又處於相當原始的落後狀態，飢餓的土地需要科學，需要像謝以銓這樣的“老農”。
糧食、棉花豐收了，給每個中國人都帶來了好處。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老農”們為此付出的心血呢?謝以銓所從事的職業永遠也不可能像女排和足球隊那樣為同胞們所矚目，我們這個農業國的國民們並不看重那關係到十億人口肚子問題的農業，城裡人誰願意下鄉種地呢?摯愛土地、摯愛生命的謝以銓卻“鐵心務農”，一干就是一輩子!當然，也就更少有人知道他幾十年在棉田麥壠中奔走時還帶著多少疾病：高血壓、胃病、腎病、慢性氣管炎和便血!他是農業害蟲的克星，為了保護那些綠色的生命，布下天羅地網，法力無力，使害蟲無處逃遁，卻很難抽出時間來對危害自己肉體的“害蟲”進行有效的防治，儘管他有一位身為護士長的妻子。他太忙了!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六日，謝以銓偕同周教授應邀前往桂林柑桔研究所講學。機票是他親自“跑”來的，臨行前一天還在系裡陪同日本朋友修理儀器，當晚又趕到周教授家，以便第二天一早照顧著老師和師母前往機場。
“桂林山水甲天下”，謝以銓初游桂林，心情格外好。
在桂林柑桔研究所，他作了《經濟閾值》的學術報告，那精闢的理論和深入淺出、聯繫實際的闡述，不厭其煩的耐心解答，博得桂林同行的高度讚賞和真誠感激，而講課酬金卻分文不取。短短的幾天時間，他留給人們難以忘懷的印象。同行們紛紛要求再增加幾次講課時間，而謝以銓卻必須趕回去了，因為預定在十七日他要給農大的研究生上《植物抗蟲性原理》課，這是決不能耽誤的。所長說服大家：“謝老師這次是帶著病來的，就不要加重他的負擔了!”並且盛情地握著他的手說：“謝老師，歡迎您再次來講學，周教授年歲大了，下次我們單獨邀請您，明年、後年都可以，由您定!並且請您的夫人也一起來，我們以接待周教授夫婦同樣的規格接待你們。一言為定啊……”
十一月十五日，謝以銓陪著老師和師母飛抵北京。深夜，農大的小汽車載著他們回家，為了讓老師和師母早些休息，謝以銓讓司機直送周教授夫婦，他自己則中途下車，輾轉乘公共汽車和地鐵回他那遠在京城西南隅的家。“再見，教授，師母!”“再見，以銓!”他們互道珍重，在夜色中告別，相約在兩三天以後見面……
沒有了，他們再也沒有見面的機會了，三十一年的親密合作，以突如其來的方式宣告了結束!周教授撫屍痛哭。兩個月前謝以銓興致勃勃地為老師慶賀了八十大壽，而他自己卻在五十三歲匆匆離去了，“白髮人送黑髮人”，這是什麼樣的悲劇啊!
死者的妻子趕來了。在電話中她只聽說以銓病了，一路猜測著也許是腎結石發作，也許是又便血了，唯獨沒想到丈夫會死。她走進空軍醫院的急診室，急切地要看看丈夫到底怎麼了，可是，人們攔住了她，要和她“談談”。她看到農大領導和周教授夫婦那難以抑制的悲痛神情，護士長的職業敏感立即使她明白了是什麼樣的厄運降臨自己頭上了。她剎時失去了往日在搶救危重病人時的冷靜，癱倒在地上。她撕碎了的心在呼喊：“老謝!你……怎麼會死?怎麼……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