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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志英的追悼會規模出人意外的隆重，化學系禮堂擠得風雨不透。她的老同學、老同事在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明天。他們圍繞在徐志英的遺像前，久久不忍離去，“再跟她一起照張像吧!”震動他們的心弦、攪動他們的哀思的，是他們與死者之間某種血肉相連、同命相憐的東西，一個平凡的人的平淡的一生，留給活著的人無限的思索與回想。

　　  徐老師故去三年了，化學系的同事們還清晰地記著她生前的一切，仿佛她的突然離去就發生在昨天。昨天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人們追思昨天，是為了今天和明天。當年的黨支部書記早已卸任，她白髮蒼蒼，腿腳不靈，還在堅持上班，但也將要和徐志英一樣以老講師的身份退出教育陣地，也沒有趕上高級職稱的末班車。這不僅是她一個，還有許多同代人與之同命運。現任的副系主任，當年曾經親手送別死者，如今卻不知該怎麼撫慰生者。他為他手下的一頭頭“老黃牛”的處境而發愁，卻無計可施。這個身材瘦高、面色黧黑的男子漢眼中飽含熱淚，衝動地抖著兩隻手：“我們的苦，沒處去訴哇!”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

　　  我走進了北師大的黨委辦公室，這所大學是全國十大重點高等院校之一。  

　　  應邀前來座談的人起初沉默不語，繼而接二連三地爆發出激烈的發言，並且常常被淚水打斷。

　　  工會負責人遞給我兩張表。一張是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中該校歷史、中文、哲學、生物、地理五個系的中年教師調查表，三百五十九人中，患病人數一百八十一人，占百分之五十；另一張是一九七九年以來故去的中年知識分子名單，密密麻麻寫著二十多個名字，這些陌生的名字使我的心顫抖了!

　　  本來是“生者對死者的訪問”，來的卻都是活著的人。死者長已矣，他們永不再發言了，只有活著的人在訴說。

　　  死了的，各有各的“死因”；病了的，各有各的“病恩”。但這些都不僅僅是交通安全條例和醫學所能回答得了的。

　　  我國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知識分子共約六百萬人，其中從事教育職業的幾乎占三分之一，居各行業之首。而中年知識分子在總數中又占半數以上。

　　  中年知識分子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階層，他們基本上都是“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世界觀、人生觀形成於五十至六十年代，對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祖國的信任與熱愛達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和同期成長起來的政治幹部相比，毫不遜色。無論國家經受了怎樣的困難，黨的路線出現過怎樣的偏差和失誤，都不曾使他們動搖和懷疑，和黨風雨同舟、患難與共。他們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地埋頭苦幹了幾十年，不計報酬，不討得失。  

　　  “文革”過後，在科技、文化、教育事業一片荒蕪、百廢待興的時期，這些人成為最可依靠、最堪使用的中堅力量，或曰“中流砥柱”。現在在北師大教學第一線上的基本上是五六十年代畢業留校的人，他們的擔子沉重，又困難重重。在事業上，向上看，老一輩已經在“文革”前達到了較高的學術水平，目前的任務是整理自己的學術理論；向下看，年輕的助教多數在進修、留學。講課、帶研究生、搞科研，差不多全靠一批中年人了。老教授的研究生，實際上是他們帶；老教授主編的教材、主持的科研項目，實際上是他們動手。沒有老教授掛名，出版社不肯出版，不能列入國家科研項目，他們甘願當“人梯”。這和農大以及文教科技各領域都有共同之處。地理系的李老師一個人承擔了三個人的工作，夜夜靠濃茶和香菸開夜車；帶著學生到野外考察，常常心臟病發作，突然倒下，清醒之後又一切照舊。趙老師的兩名助教都出國了，他拖著傷腿，坐在椅子上堅持上課。“我不干”，這種話他們絕對說不出口，他們摯愛自己的事業。彭老師當了二十多年“右派”之後，重新登台講《世界自然地理》，極度的興奮、緊張使他癱在課堂上!

　　  這是一些多麼可愛又可敬的人!難怪人們常用“物美價廉，經久耐用”來形容中國的知識分子。美則美矣，廉則廉矣，但“經久耐用”這四個字卻要打折扣了。機器尚需保養，尚需維修，何況血肉之軀!他們一直在超負荷、高消耗下疲於奔命，體質普遍下降，或未老先衰，或猝然死亡，這已不是偶然現象!

　　  在生活上中年知識分子有其特殊困難，六七十歲以上的老教授。多數在五十年代的中年時期已享受高工資待遇，而且多數有無須工作的“賢內助”照料或雇有保姆。而中年人長期工資菲薄，且多數是雙職工，又無錢雇保姆，肩負著工作和家務的雙重重擔，上要養老，下要育小。他們受過高等教育，“慈母手中線……”深入骨髓，幾乎人人都是孝子、孝女，為奉養雙親不遺餘力；他們是讀書人，最懂得培養人才的重要，為兒女不惜一切。他們唯獨不心疼自己，吃的、穿的、用的，一切都虧著自己。中國式的家庭中，過去那種保“出門掙錢的人”的傳統已經消失了，現在是保“兩頭”。中年人還自以為“年富力強”，其實已經“糠”了，經不起三災六難，繃得過緊的發條隨時都有斷裂的危險。北師大的老師創造的這個“糠”字，極富有文學性地活畫出一代人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