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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們當中，未到月底就沒了錢的，煤氣用完了無錢換的，大有人在。在汽車上聽到人家個體戶說：“吃對蝦我都吃膩了!”他們瞠目結舌。對蝦那東西，幾十塊錢一斤，當教師的敢問嗎?一位副教授因傷住進醫院，同病房中六個病人，他的職務最高，工資卻最低，一時成為笑談。你知道開車的、開電梯的掙多少錢嗎?知道釘鞋的、賣冰糖葫蘆的掙多少錢嗎?副教授一個月的工資還趕不上個體戶一天的收入。我在採訪中去過一位副教授的家，該有的幾“大件”都有了，顯然比其他人優越。我感到欣慰，正待啟齒詢問何以“富之”，他的兒子在一旁插了話。他以鄙夷的目光斜睨著老子，對我說：“您問問那是誰掙的?”我當然立即就明白了。那位副教授很尷尬，在兒子面前自慚形穢。

　　  師大的人都知道一個綽號叫“傻大力”的孩子，顯然智力不高，但他賣冰棍兒一個月掙四百塊，比一級教授還闊。某位三級教授的孫女高中畢業不考大學，進了香格里拉飯店，每月拿二百五十元，趕上了她爺爺。

　　  在中年知識分子中，有教授頭銜的如鳳毛麟角，能晉升為副教授已經難而又難了。何況教授也已經“貶值”，五十年代的一級教授工資三百四十五元，八十年代新晉升為一級教授的只有二百五十元，何況如今的錢又那麼不值錢。難怪有人說：如今什麼都漲價，只有教授在降價!而大量的，像徐志英那樣的老講師，每月的勞動報酬至多才一百元出頭，更不能和人家比了。難怪有人嘲笑他們：幹了三十年，還不如那個“傻大力”，看來你們越讀書越吃虧啊!  

　　  的確，知識在貶值。知識分子的總體收入尚不及普通勞動者。大學畢業生的收入才五十六塊，不如一個小保姆，用這點兒工資雇個掃街的都沒人干!中年知識分子一個月的收入，比不上賣豆芽菜個體戶一周的收入。北醫附屬醫院大夫做手術超過十二點，僅僅補助兩個雞蛋。而他們雇個剃頭的，專管給頭部手術的人剃頭，每剃一個就是三塊錢。社會上流傳的新型民諺“手術刀不如剃頭刀”絕不是無稽之談。我們有多少本末倒置的怪事!

　　  難怪第二次“讀書無用論”思潮在悄悄興起，一些高中畢業生不願意考大學了，甚至一些初中生也退學了，他們寧願去當工人、去做買賣，也不願意當知識分子了。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北京地區人均年收入已達九百三十元。請問：有幾個中年知識分子家庭達到這個平均數字?請問：目前市面上搶手的高檔電器、組合家具以及高級飯館裡的豪華筵席，顧客中的中年知識分子占百分之幾?再請問：稅收部門在徵收“個人收入調節稅”時是否統計過，月收入達到徵稅額的中年知識分子有幾人?他們出版一本教材，一部著作，往往要花費幾年、幾十年甚至一輩子的心血，那點兒稿費卻要按“月收入”收稅，於心何忍?

　　  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他們並不妒嫉一些工人、農民和個體戶在改革中得到的好處，他們只是希望自己的勞動能夠得到應有的尊重，能夠獲得應得的報酬——不是指八小時以外再加班加點兼課、當“星期日工程師”，去掙額外收入，而是他們在各自崗位上所完成的工作的當然價值，他們完全有理由根據按勞取酬的原則達到社會上同齡人的生活水平。他們不用翻書就能引經據典，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這樣的名言：“複雜勞動創造倍加的簡單勞動。”陳雲同志也曾經說過：“應當向人民講清楚，受教育程度高比受教育程度低、腦力勞動比體力勞動在工資收入上高一些，這是合乎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長遠利益的。不這樣做，我們的科學技術不可能上去，生產力也不可能上去。”“我們把錢用在中年知識分子身上，是划得來的，是好鋼用在了刀刃上。”這些論述無疑是正確的、天經地義的，而現實生活中卻“腦體倒掛”!這是違背馬克思主義、違背經濟規律的!參加座談的一位老幹部說：在世界上，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是充分發揮了知識分子的才智，才使經濟騰飛、社會進步的。在那些國家和地區，知識分子格外受到尊重，有著一般體力勞動者所不及的優厚待遇。日本視教育為國家騰飛的前提，二次世界大戰後寧可勒緊腰帶，也不壓縮教育經費，教師待遇也較高。南韓高級知識分子的待遇高出工人三倍多。香港教授的工資收入有的高達工人的十倍。與香港比，我國小學教師的待遇僅相當於香港小學教師的百分之一；大學教授相當於香港教授的五分之一。無論是大學還是小學教師的實際工資，都未能達到抗戰前舊中國的十分之一。中國大約是世界上知識分子待遇最低的國家之一了。

　　  “君子固窮”。如果說，中國知識分子已經養成了對金錢、物質的貧窮加以忍耐的“性格”，那麼，他們卻有另一個難以忍耐的東西：面子。如今是講職稱的時代，中年知識分子有長期的工作經驗和相當的成績和貢獻，卻未必都能得到相應的職稱。北師大的中年知識分子中，五六十年代畢業留校工作、至今仍是“老講師”的還有一百八十人。是他們都不夠高級職稱的條件嗎?不是。地理系的趙老師，在全國的地理學界都是有名望的，但她至今仍是個講師；化學系的何老師，三十年來黨叫幹啥就幹啥，他領導的實驗室是北京市先進單位，他領導的黨支部被評為北京市優秀支部，他下工廠搞出了科研成果，他的學術論文受到國外同行的重視，人家來信稱他為“博士”，而他至今還是個講師；外語系的楊老師，全國高考俄語試題組的組長，論文在國外獲獎，備課成“癖”，業務水平有目共睹，但她至今也仍是個講師……榜上無名不是因為他們無能，只是“僧多粥少”，職稱有嚴格的百分比限制。我們是個酷愛百分比的國度，什麼都講百分比，劃“右派”有百分比，揪“走資派”有百分比，搞計劃生育有百分比，當然，評職稱也有百分比。百分比科學嗎?放之四海而皆準嗎?百分比和“實事求是”的原則又是怎樣的關係?由於百分比所限，領導和職稱評委非常為難，對許多人只好忍痛割愛，也怪他們不得。一位擔任評委的老教授拿著名單，手在顫抖，那支筆遲遲疑疑不敢落下，不敢畫那一個個決定人們命運的圈兒。“唉!叫我畫誰，不畫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