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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泰之死，把戲劇界同行驚呆了!把與他同台演出的夥伴們疼傻了!把他親手扶植起來的聾啞演員的淚水哭幹了!他們不會說話，只能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與王振泰相通的啞語“呼喚”著他：爸爸!他對他們恩重如山，他們把他看作重生父母。“中國聾人戲劇之父”，王振泰確也當之無愧。如果啞巴會說話，他們將用人間最美好的語言，向人們講述這位“父親”的動人故事……

　　  王振泰並不是被整死、氣死、冤死的，也不是醫療事故，奪去他的生命的是病魔，因而無“官司”可打。但是，如果他所從事的、受命於祖國的、具有重大開拓意義的聾人戲劇事業能夠得到一些真正理解和具體幫助，而不是刁難和阻撓，如果有人分擔些他肩頭的重壓，也許不至於為此而喪命。如果他自己不那麼認真不那麼“傻”不那麼拼命，如果能早點兒主動就醫，也許四十八歲並不是壽限。

　　  近年來，報刊上常常報導一些有貢獻的中年知識分子“帶病堅持工作”，為此，著名社會學家王康教授說：“帶病堅持工作精神可貴，但不可取，不宜大張旗鼓地宣傳。”他的話無疑是科學的、正確的。“諱疾忌醫”歷來是被人嘲笑的，有病不看是愚昧無知，自己“找死”。但是，這種現象在中年知識分子當中卻相當普遍。是他們都“愚昧無知”嗎?都願意“找死”嗎?豈不知，他們的工作任務是何等繁重，以至於非“帶病堅持工作”不可；他們去看病又是何等之難，以至於寧可自己忍受病痛也不願意去排隊等候、去遭白眼。衛生部曾在一九八三年向全國發出通知，要求認真做好中年知識分子的體檢工作。四年過去了，許多單位並未認真落實。中科院一些研究所腫瘤發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很高，但每年一次體檢卻沒有保證。有些單位為了少花錢，只做常規項目的體檢；有的體檢時只查一個科；有的只管報告體檢結果，不關心治療，以至於一誤再誤，許許多多寶貴的生命就這樣被斷送了……  

　　  自然，我也深知醫務工作者的苦悶與艱難，如今在醫務界挑大樑的人也是中年知識分子，他們也沒有排除在工資低微、養老撫幼、工作繁要……的人們行列之外。大夫們也在“帶病堅持工作”，和張廣厚、謝以銓、王振泰……一樣。他們的歷史使命決定了這一代人必須“拼命”!許多人在這條路上倒下了，活著的人踏著他們的足跡，還在繼續走下去……

　　  馮福生，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尖子演員，現年四十六歲，已有二十六年藝齡，是王振泰的同齡人和摯友。他的家裡有長期癱瘓的老父親，弟弟患有肝壞死的重病。他背著沉重的家務，還要作劇院的台柱子，哪副擔子也不能卸。一九八三年體檢，發現肺部有一塊栗子大小的“增濃”，醫生說是腫瘤前期。知道了又怎麼樣呢?他能“躺倒不干”嗎?只能在治療的同時，照樣演戲，有時甚至一天兩場。他是主角，他一退，整台戲就垮了。上場之前，他必須先打一針葡萄糖；幕間十分鐘僅夠換服裝的時間，一邊換裝，一邊往嘴裡塞仁丹；演出中間支撐不住，就對著側幕喊：“趕緊給我一碗涼水!”  

　　  他曾經暈倒在舞台上，是王振泰把他救了下來。那是怎樣的“即興表演”啊!振泰抱著他、扶著他，說著臨時編造的“台詞”。把他拉到台後，觀眾竟看不出一絲破綻，還為他們的表演“真實動人”而鼓掌呢!振泰救過他，他也救過振泰，他們是患難之交，生死之交!

　　  但是，振泰先走了。他還在沿著振泰走過的路往前闖。“我們青藝的同齡人，已經死了七個了，不知哪一天，該輪到我了!”他說，語調似乎很平靜，“我現在索性不停了，有戲就演，有活兒就干，我要活得值!”

　　  徐雷，現年三十八歲，青藝的主要女演員，一九七九年從部隊轉業到了青藝，半道兒接了《權與法》，之後一直沒有間歇地主演了《上海屋檐下》、《金子》、《金鑰匙》、《街上流行紅裙子》、《風雨故人來》、《不知秋思在誰家》、《紅茵藍馬》，還拍了電影《秋天裡的春天》和電視劇《故土》，短短的藝齡達到了驚人的飽和程度。她的觀眾也許根本想不到這樣一位“台柱子”的月工資至今剛剛長到八十九元；為了保證她的演出，從母親到丈夫孩子都一切先盡著她，她是全家的“重點保護對象”，一個做母親的人，從孩子口中奪食，又是什麼滋味兒!觀眾只聽說某某“歌星”發財了，某某“影星”闊了，這也許是真的，但是他們並不知道堅守在嚴肅的藝術創作崗位上的話劇演員生活的窘迫，人們戲稱他們為“藝丐!”

　　  徐雷並不羨慕那些“走穴”的人。“再唱一個，我給錢!”“再扭一扭，我給錢!”那是藝術嗎?那是對藝術的褻瀆，是對人格的拍賣!她摯愛自己的事業，辛勤地耕耘著藝術園地。

　　  那一次，在《風雨故人來》的演出當中，一封“爸爸病重，能否回?”的電報飛到女主角的面前。當時，她的老父親因腦溢血，已危在旦夕，家人怕影響她的工作，爭論許久，才打了這麼一個商量口吻的電報。女兒的心碎了!但是!八場戲的票已經全部售出，她不能讓觀眾失望，不能砸了劇院的牌子，決定不回去，含著眼淚也要把戲演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