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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你呆在這兒必死，翻牆吧，一直向北翻，北邊河面上沒日本人，過了河就安全了。”我教給他做水褲：將棉褲脫下來，吹足氣，紮上褲腳就成了氣囊，浮著過河。也許他活下來了。
因我與父親鬧矛盾，唐師說他有個徒弟叫郭振聲，住在海邊，讓我去散散心，並給我一塊藥做見面憑證，這塊藥就是李存義傳下的“五行丹”⑥。我拿著藥到了渤海邊的大神堂村，然而郭振聲不在。
他是此地的請願警，戶籍、治安都是他一個人，當時有一家大戶被匪徒綁票，索要兩千大洋，郭振聲讓朋友湊了十八塊大洋，留了九塊給母親，一個人去捉匪徒了。
他在黑魚籽村的旅館裡空手奪槍，捉住了兩個劫匪。其中一個竟然是大土匪頭子劉黑七⑦，不遠就是他的老巢，郭振聲知道憑自己一個人，沒法將他押走，就把槍還給了劉黑七，說：“綁票我得帶走，你要不仗義，就給我一槍。”
劉黑七連忙說：“那我成什麼了？”拉著郭振聲講：“你知道我以前什麼人嗎？”
原來這劉黑七是天津有名的大飯莊——登瀛樓的少東家，因為打死了客人，才逃到海邊做了土匪。他向郭振聲保證，只要他活著，大神堂村再不會受土匪騷擾，還要給郭振聲三十塊大洋，郭振聲為不掃他面子，拿了兩塊。郭振聲之舉，保了大神堂村以及附近地區十餘年太平。
郭振聲帶著人票回來，全村人慶祝，我就跟著大吃大喝。那時我已經在大神堂村住了十多天，我把藥一拿出來，郭振聲就認了我這師弟，給了我五塊大洋。
從大神堂村回來後，唐師就帶我去北京找他的師兄尚雲祥（尚升，字雲翔）。
尚雲祥年輕時求李存義指點，練了趟拳，李存義就笑了：“你練的是挨打的拳呀。”一比試，李存義沒用手，一個跨步就把尚雲祥跨倒了。尚雲祥要拜師，李存義說：“學，很容易，一會就學會了，能練下去就難了，你能練下去嗎？”尚雲祥說：“能。”李存義只傳了劈、崩二法。
隔了十一二年，李存義再來北京，一試尚雲祥功夫，感到很意外，說：“你練得純。”對別人說：“我撿了個寶。”從此正式教尚雲祥。
唐師與尚師交情深，每年到了季節，唐師都從寧河來京給尚師送螃蟹。尚師屬馬，家住觀音庵，以前是住尼姑的地方，當時已沒尼姑了，住了幾家人，尚師家是東廂房三間，院子很小。
尚師早年是做帽子的，晚年生活來源的一部分是徒弟單廣欽的資助，單廣欽做水果、糕點生意，送錢時常說：“做我這生意的，現錢多。”單廣欽比我大三十歲。尚師開始不收我，唐師好話說盡。
我的姥爺叫王燮，是掌門長子，在清末任左營游擊，官居五品，先守北京東直門後守永定門，八國聯軍進北京時因抵抗被殺害，他在北京市民中有聲譽。唐師把這情況也講了，尚師說：“噢，王大人的外孫子。”
尚師對我好奇，但他從來不問我家裡的事。清末民國的人，由於社會貧窮，大部分是文盲，尚師只是粗通文化，但他很有修養。
我進入尚門後，師兄們跟我說，在北京一座大廟（忘記名字）院子裡有尚師年輕時踩裂的一片磚，因為廟沒錢換磚，這麼多年還在，要帶我去看看。尚師說：“去了也就是瞅個稀罕，有什麼意思？”沒讓我去。
天津沒有尚師的徒弟。我開始住在北京學拳，後來住回天津，早晨出發，中午到了北京，吃完午飯後去尚師家，所以我跟尚師習武的近兩年時間裡，大部分是在中午學的。
尚師一天到晚總是那麼精神，沒有一絲疲勞或是稍微神志懈怠的時候。對於這一點，越跟他相處越覺得神奇。
孫祿堂⑧的《八卦拳學》上寫道：“……近於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之境矣。近日深得斯理者，吾友尚雲祥。其庶幾乎。”⑨說拳術可以練到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的境地，當時得此三昧的，是他的朋友尚雲祥，找不出別人。
我們這一支的師祖是劉奇蘭，他的師弟是郭雲深。孫祿堂是郭雲深⑩的傳人，他曾施展腿功，驚嚇了民國總理段祺瑞，被多家報紙報導，有盛名。
我想找國術館館長薛顛比武，被唐師、尚師制止了。後來唐師跟我說：“別比了，你跟他學吧。”聽了薛顛的事跡，我對這個人很佩服，覺得能跟他學東西也很好，唐師對尚師說：“我讓他去見見薛顛？”尚師也同意了。
去見薛顛前，唐師怕薛顛不教我，說：“見了薛顛，你就給他磕一個頭。”在武林規矩里磕三個頭已經是大禮了，而磕一個頭比磕三個頭還大，因為三個頭是用腦門磕的，這一個頭是用腦頂磕的，“殺人不過頭點地”的“頭點地”指的就是這個，要磕得帶響，是武林里最重的禮節。
我見了薛顛，一個頭磕下去，薛顛就教我了。薛顛非常愛面子，他高瘦，骨架大眼睛大，一雙龍眼盼顧生神。他第一次手把手教了蛇形、燕形、雞形⑾。
他是結合著古傳八打歌訣教的，蛇行是肩打，雞形是頭打，燕形是足打，不是李存義傳的，是他從山西學來的。其中的蛇行歌訣是“後手只在胯下藏”，後手要兜到臀後胯下，開始時，只有這樣才能練出肩打的勁。簡略一談，希望有讀者能體會。
薛顛管龍形叫“大形”，武林里講薛顛“能把自己練沒了”，指的是他的猴形。他身法快，比武時照面一晃，就看不住他了，眼裡有他，但確定不了他的角度。這次一連教了幾天，我離去時，他送給我一本他寫的書，名《象形術》⑿，其中的晃法巧妙，他跟我作試手，一晃就倒。回來後，尚師問：“薛顛教了你什麼？”我都一一說了。
第二次見薛顛是在1946年的天津，我在他那裡練了一天武，他看了後沒指點，說：“走，跟我吃飯去。”吃飯時對我說：“我的東西你有了。”——這是我和薛顛的最後一面，薛顛沒有得善終，我對此十分難過。
我二十四歲時父親死了，我卻不能回家。二十五歲時，天津財政局局長李鵬圖叫我到財政局工作，也不給我安排事情做，只讓我陪他去看戲、吃飯，我一看這情況，等於做了保鏢。他也叫我“二先生”，其實他是我按照李家各房大排名算的三叔，他知道我練武。
我以前是個少爺，練武后穿著就不講究了。一天到捐物處去辦事，我戴個美國鴨舌帽，上下身都是灰布，上身還破了個洞，漏著棉花。當時天津的捐警名聲不好，幹什麼都是白拿白占。捐物處門口是個斜坡，我蹬著自行車直接上去了，到崗亭，一個捐警一腳揣在我的自行車上，我摔倒後，他跑上來抽了我一個耳光，還罵：“打你個××，誰叫你上來的。”
我起來後，說：“你會打人，我也會打人。”拎住他抽了四個耳光，他就叫喚開了。捐物處有四十個捐警，平時總有二十個人在，一下都出來了。我考慮這場架怎麼打，我現在是財政局人員，如果打重了，財政局和捐物處都不好收場。形意拳有個練身法的訓練叫“轉七星”，我跟他們轉七星，手上像狗熊掰棒子似的，抓了帽子就往腋下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