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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類的盟書，開頭往往會提到「自質於君所」——「質」字可以通「贄」，《六書故·動物四》：「質，亦作贄，通作摯，」意即見面禮，無論是定親還是拜會，都要帶上一些禮物，周人常用大雁，是謂贄。據《〈侯馬盟書〉叢考》：「『自質於君所』的『質』，它的本義是指盟誓時參盟人對鬼神所奉獻的各種信物。如《國語·晉語》：『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沉璧以質。』註：『質，信也。』又《國語·魯語》：『質之以犧牲。』註：『質，信也，謂使之盟，以信其約也。』但是，在盟書中，不僅僅是這個意思，還包括把自己『委質』於新君，自獻其身，表示永不背叛的意思。」878
應該就是經過這樣的發展，「質」就漸漸從大雁變成了人，於是又有了後來所謂的「人質」——即「以人為質」。
在歐洲的「封建社會」，這種以人為質的事情幾乎也一樣淵源、一樣發生、一樣演變著，「委質」的儀式被譯為「臣服禮」——法國年鑑派史家布洛赫在其為「封建社會」這一概念率先定性的《封建社會》一書中這樣寫道：
可以設想，兩個人對面而立，其中一方願意為人效勞，另一方則願意或渴望接受他人的效勞；前者合掌置於另一人雙手中——這便是服從的簡單象徵。這種服從的意義有時進一步由一種跪拜姿勢加以強化。同時，先伸出雙手的人講幾句話即一個非常簡短的宣言，承認自己是面對著他的這個人的「人」。然後主僕雙方以唇相吻，表示雙方的和諧和友誼。……
臣服禮這種形式不帶有基督教的痕跡，這種缺漏大概可以解釋為：它所表達的象徵意義源自久遠的日爾曼社會。對於一個除非由上帝作保便將一種誓言視為無效的社會來說，這種缺漏已逐漸變得不能接受。就其形式而言，臣服禮本身從來沒有改變，但從加洛林時代起，顯然又加入了第二種基本上為宗教性的儀式：新產生的附庸將手置於聖經或聖物上，宣誓忠於主人。……
所以，臣服禮經歷了兩個階段，但這兩個階段的重要性則不相同。因為效忠行為中沒有特別的東西。在一個動盪不安的社會，懷疑猜忌是司空見慣的事情，訴之神的仲裁似乎是少數行之有效的約束性措施之一，所以有很多原因要求效忠宣誓頻繁進行。……879
如果「訴之神的仲裁似乎是少數行之有效的約束性措施之一」，那麼，當現實性的考慮呈現出壓倒性的優勢的時候，這一約束措施在一個「動盪不安的社會」里究竟能發揮多大的約束力呢？另一個問題是：如果這一約束已經多次被現實證明為軟弱無力的時候，除了人質之外，還能有什麼替代措施嗎？
的確，如果僅僅是雙方立約，就像魯隱公和邾儀父這樣的，鬼神不大靠得住了，周天子也起不到實際作用了，能夠維護約信的大約就只剩下一個「儀式化」了。
「儀式化」，也可以稱之為形式主義，古老的周禮就深得這一形式主義的精髓——直觀來看，所謂周禮，所謂被孔子那麼心嚮往之的周禮，很多內容也無非是穿衣戴帽而已，當然，這個穿衣戴帽可不比現代人，而是有著無數複雜繁瑣的細節講究。形式主義具有很強的功能意義，比如，如果一個人缺乏自信、萎靡不振，最簡便的一個解決辦法是：穿一身漂亮的運動裝。因為每天的著裝都會給人一種心理暗示，服裝的氣質會逐漸地影響到著裝者的氣質，
對比一下就更明顯了。一位女性，穿西服裙的時候，上樓梯一般都會一步一個台階，動作幅度被儘量縮小，這無論給別人還是給自己都會造成一種拘束、文雅的心理暗示，可如果換成運動裝，上樓梯自然腳步輕快，造成的心理暗示就是青春朝氣型的。
常見的例子還有：一般行業的窗口性職員（如商場售貨員、飯館服務員、銀行前台），大多通過統一著裝來消弭個性，營造出一種整體形象，但創意行業很少有此要求，其寬泛的規章制度，使大家儘量個性張揚。
同類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起名字也是這個道理。這些心理暗示和古老的周禮其實同出一源，如果人的一生都被嚴格限制在規定的等級之內（表現為服裝、色彩等等），他的心理和行為自然會受其影響。近代顯例，如日本明治維新，在睦仁天皇的登基大典上，禮服由唐裝一變而為西服。康有為論及此事，認為日本當時西法改制並未大獲人心，於是改革者試圖以服裝之變來影響人心之變。880宋恕論當時中國的政治改革，甚至認為改穿西服才是首務當中的首務。881
綜上，帶來這種種心理暗示的力量，可以稱之為「儀式力量」，它的另一層重要意義就是起到一種座右銘或戒指的功效，總之，是負責不斷提醒當事人的。這和人類記憶力的特點緊密相關，因為「每當人們認為有必要留下記憶的時候，就會發生流血、酷刑和犧牲」，例證是「那最恐怖的犧牲和祭品（諸如犧牲頭生子），那最可怕的截肢（例如閹割），那些所有宗教禮儀中最殘酷的儀式……」，理由是「疼痛是維持記憶力的最強有力的手段」。882——尼採在《論道德的譜系》一書中如是說，聯繫到這裡所講的會盟，「流血、酷刑和犧牲」卻是非常準確地形容了那些被割了耳朵的牛，當然，在更原始的情境中，當事人要割傷的往往是自己的身體（現代社會依然流行的文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這一傳統的遺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