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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講做人，有「仁、義、禮、智、信」這五大標準，而春秋時代的信觀念總體說來不在個人修養而在國家之間的外交行為。860這和一些現代觀念有所不同——也許是隨著國家性質的變化，現代人會以為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國家之間只有永恆的利益而無永恆的敵我，乃至為了國家利益可以理直氣壯地背信棄義，而春秋時代的人們也許要單純一些，至少在表面上還是常常會把信字置於利益之上的。

　　  當然，在古人看來，即便這樣也是風氣墮落的體現。前文講過「古者不盟，結言而退」，這個「古」是相對於春秋時代來講的。遙想那個古老的年代，再對比戰國時代的人質之風，確實會讓人感覺「世風不古」。

　　  細想一想，世風真的是這樣不古了嗎？人類之間的信任真的是從「古者不盟，結言而退」退化到歃血而盟，再退化到人質泛濫的嗎？所謂「古者」，有多少托古而勾勒烏托邦的嫌疑呢？百多年來，做這種研究的人不在少數，早從克魯泡特金在《互助論》里使用著近乎於現代人類學的手法一階一階地描繪著從動物社群到蒙昧人社群、再到野蠻人社群而終止於現代的各大場景。其研究雖嫌古老，但主要觀點至今仍然經得起考驗。上古時代的人類生活到底是什麼樣子，這個問題是很能激發好奇心的，但在研究手段不足的時代里，這些滿懷好奇心的前輩們所能仰賴的大多也只有扶手椅上的哲學沉思了。曾經很主流的觀點是：人類社會是一個不斷退化的過程，從上古的黃金時代退化至白銀時代，然後是青銅時代和黑鐵時代，雖然在細節上說法不一，但大體無非就是這個思路，如果再加上托古改制和對現實政治世界、道德環境的苦心影射，那就是堯舜禹湯文武了；另一類見解幾乎完全相反，認為當下的人類社會就算再糟糕，好歹也比以前的所謂自然狀態強得多，當前的最高領導人（主權者）就算再殘暴，好歹也比自然狀態下不存在領導人的時代強得多——持此論而聲名最著者即英國的霍布斯，《利維坦》的作者。霍布斯最著名的一句話就是：在那個原始的自然狀態里，發生著「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再者，自《進化論》問世以來，由「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而新生的社會學領域裡，「科學」思想越發佐證著霍布斯那些「扶手椅上的哲學沉思」，此類人物以赫胥黎為代表，把人類的早年生活描述為毫無道德倫理觀念的野獸混戰。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霍布斯和赫胥黎他們單單把握著人類天性中利己的一面，卻不知道利他性也是人類由漫長演進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而來的天性之一，更遺棄了早在亞理士多德時代即已存在的關於人類的群居屬性的真知灼見，因而其論述不管何等精湛，立論根基早已轟然倒塌。克魯泡特金則早在現代學者對人類（乃至動物）的利他性進行深入研究之前，便已經從近乎人類學的視角揭示了問題的這一面——從《互助論》這一書名即可看出端倪。861  

　　  從克魯泡特金的視角，原始的社群儘管「野蠻」、「蒙昧」，但這只是「文明人」眼光的初始感觀，「歐洲人第一次遇見原始人時，往往要嘲笑他們的生活，但是，當一個明智的人在他們中間生活了一段較長時期以後，便總要稱他們為世界上『最善良的』或『最溫和』的種族。」862

　　  在這樣「最善良的」或「最溫和的」人類社群當中，盟約會是一種怎樣的面貌呢？前文已經談到過一種推測，即「『盟』最初可能起源於原始部落時代，部落之間通過『盟』這種儀式聯合起來，以處理部落間的大事，參加『盟』的部落間的關係大致是平等的。」而克魯泡特金將這類盟約的形成歸因於「以休戚與共的感情共處的人的範圍在逐漸擴大」：

　　  不僅部落聯合成種族，而各個種族，即使是血統不同，也結成聯盟。有一些聯盟是極其牢固的，例如，凡達爾人在他們聯盟中的一部分人到萊茵河去了，而且從那裡渡過萊茵河到了西班牙和非洲以後，他們在四十年的時間內仍然尊重他們同盟者的地界和荒棄的村莊，直到通過使者確知他們的同盟者不打算回來的時候，他們才占用這些土地和村莊。……至於幾個種族之間結成聯盟，那更是常見的事情。……遠在野蠻人所占有的歐洲大陸上出現類似國家這樣的東西之前，國家觀念在歐洲已經逐漸發展起來了。這些國家……所以能夠組成，是由於有共同的語言以及在各個小共和國之間有隻從一個特殊的家族中推舉它們的領主這種默契。863

　　  氏族逐漸聯盟而成部落，部落逐漸聯盟而成國家，這樣的國家，稱之為邦聯或許更為合宜。甚而可以從此想見先周社會的發展情形，乃至周代封建結構的部分源起，並從中揣測這樣發展而來的社會其結構性的危機何在——這正是克魯泡特金囿於其時代而未能看出、甚至看走眼的。在最後一個問題上，克魯泡特金犯了和中國儒家、道家的後學們同樣的錯誤——他的推論是：「每進行一次恢復這一古老原則（案：指互助原則）的努力，這一原則的基本思想便擴展一次。它從氏族擴展到種族、種族的聯盟、民族，最後最低限度在思想上擴展到了整個人類。」864

　　  這個邏輯和「修齊治平」非常相似，從修身一直推到平天下。其實，無論《老子》的小國寡民，還是《孟子》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作為對那個很可能真實存在過的「黃金時代」的描述倒也算得上妥帖，但要以之為新時代的社會藍圖而不斷實踐並擴展下去，顯然就和克魯泡特金一樣忽略了量變和質變的差異了。儒家思想雖然對此有過補救，865但問題的關鍵是：在周初地狹人少的諸侯國里，國君的以身作則確實可以影響整個社會，而秦漢之後大一統的帝國顯然需要另外的思路。這其實是個很簡單的常識：經營一家小吃店的方法沒可能擴展到一家跨國公司身上，當村長的一套路數也沒法套用到總理身上。「以休戚與共的感情共處的人的範圍在逐漸擴大」，克魯泡特金的這一描述是相當準確的，但問題在於，休戚與共的情感與倫理是在狹小的熟人社會裡完美存活的，而當社會變大的時候，舊有的那些行為模式終於會不再適用。這個問題要等到哈耶克的出現才會得到周詳的論述，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