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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吉利與否暫且不論，但「第一年」這個意思該是可想而知的。那麼，事情真如何休所謂只有天子的紀年才可以有元年之稱嗎？是只有「王者」才可以改元立號嗎？——這問題之所以重要，因為它暗示著公羊學的一個理論基礎：《春秋》是「黜周王魯」的，不再把周天子放在最高位置上，而是認為天命移到了魯國這裡，或者說是孔子作《春秋》「托王於魯」，如蔣慶說「《春秋》王魯，並非真以魯為王，而是托王於魯，即假借魯國的歷史來說明孔子外王之義（孔子治理天下萬世之義）」。116歷來在這點上《左傳》學就是和公羊學相對立的，這是今、古文經學的一個主要分歧所在。
那麼，無權無勢的孔子憑什麼可以借《春秋》來作褒貶賞罰？又為什麼要托王於魯？為什麼不託之於周天子或其他諸侯？——在這些問題上，蘇洵雖然不是公羊學的專家，卻在《春秋論》里作過比較清晰的分析。
蘇洵認為，賞罰是公事，褒貶是私事。所以，只有天子、諸侯這些掌權的人才有資格來作賞罰，而普通人只能褒貶是非而已。這就像只有法官才能定人的罪、判人的刑，平民百姓只能在輿論上譴責壞人壞事。但是，一部《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行的是賞罰之事，所以說《春秋》是「天子之事」。問題是，孔子有這個地位嗎？有這個權柄嗎？他斥責亂臣賊子的僭越，他自己這麼作難道不也是僭越嗎？
所以孔子作《春秋》，並不把它當作私人著作。可以比照一下，孔子闡釋《周易》的著作題為《繫辭》，講說孝道的著作題為《孝經》，都是自己取名的，是作為私家著作的，而《春秋》是魯國史書的名稱，孔子是把《春秋》當作魯國的書，當作魯國的創作。所以，賞罰之權柄並不在孔子自己手上，而在魯國手上。
但問題依然存在：《春秋》的賞罰並不限於魯國的國境之內，而是遍及諸侯，這明明已經超出了魯國的權力，而屬於天子的權力，難道孔子是想把魯國推到僭越的境地嗎？——當然不是，天子的權柄是在周室，孔子不得已而把這個權柄交給魯國。可以從以下的史實來理解這個道理：周武王死後，周成王繼位，周公考慮到周成王年紀太小，而天下又不可以沒有賞罰，於是自己代行天子之權，以此來賞罰天下、保存周室。後來周室東遷，周平王居於天子之位，但他是個昏庸之主，所以孔子才說：天下不可以沒有賞罰，而魯國本是周公的封國，所以魯國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效法周公，在不得已之下假借天子的權柄來賞罰天下、保存周室。
那麼，假借天子之權柄應該怎麼作？孔子認為應該像齊桓公和晉文公那樣。但是，孔子既然要魯國效法齊桓公、晉文公，為什麼不乾脆把天子之權柄借給齊、晉？——因為齊桓、晉文只是表面上尊崇周室，實際上不過在擴張自家勢力而已。所以孔子只讚賞他們的事功，卻不認可他們的動機。
周公的動機卻是保存周室。孔子推崇周公，認為只有先存周公之心，才可以行齊桓、晉文之事。所以他才不把天子之權柄托於齊、晉，而將之交給了作為周公之後的魯國。孔子也知道憑魯君的才幹無法行周公之事。探究孔子的用心，他是認為當今天下因為沒有了周公所以才亂成這樣。所以，他把天子之權柄托於周公的子孫，以顯示出對周公的緬懷。
考察《春秋》書法，儘是周公之法，詳於內政而略於外事。想來孔子的意思是要魯國效法周公，先管好自己再去賞罰別人。孔子嘆息於「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亂象，當他聽說了齊國田常弒君的消息，就沐浴而請求魯君出兵討伐。從這裡就可以看出，孔子確確實實把天子權柄交託給了魯國。
但是子貢這些學生並未理解老師的心意，續寫《春秋》而留下了「孔丘卒」的記載。要知道，孔子辭世之前已經告老退休了，按照《春秋》體例，大夫告老退休之後去世是不該記載的。孔子作《春秋》是為了天下之公，而不是要將之作為自己的私家著述。遺憾的是，孔子把《春秋》當作魯國之書，子貢這些學生卻把它當作了老師的私著。
後世有效法《春秋》的，我卻很是疑惑。《春秋》行使天子之權柄，而如果天下有君，《春秋》就不該出現；如果天下無君，天子之權柄又該託付給誰？哪裡還能找到像周公後人那般可以託付的人？所託非人則亂，親自操刀則僭，無人可托則散。唉，後人效法《春秋》的，是亂、是僭，還是散？117
上述蘇洵的解釋和公羊傳統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公羊家認為孔子作《春秋》「黜周王魯」，是壓低周王室的地位的，而蘇則認為孔子這是「尊周王魯」，其「托王於魯」的合法性源頭還是在周王室身上。但蘇對「托王於魯」的闡釋貌似有著很強的說服力，影響也大，但細想起來卻會發覺他很有幾分詭辯的味道。首先是偷換概念：他所謂的《春秋》之賞罰事實上只是褒貶而已，因為一部書的作用說到底也只能夠形成道德輿論，無法構成實質性的予奪，這就違反了形式邏輯的同一律，因為賞罰這個概念，當用在別人身上的時候，意思就是實質性的予奪，而用在孔子身上的時候卻意味著書中的褒貶；再有就是類比不當：蘇用周公代行天子之賞罰來類比孔子代行天子之賞罰，然而周公那麼作，既擁有實質性的權柄，又可以造成實質性的予奪，孔子卻無位無權，毫無予奪之力，就算想去討伐鄰國弒君的田常，也只能盡心而已，卻始終無能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