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頁

　　  但是，這種繼承法似乎仍然有著很不合理的一面：試想一下，如果庶子中的某一位明顯具有唐宗宋祖之賢能，而嫡長子卻只如徽欽二帝一般窩囊，大家卻只能眼睜睜看著「徽欽二帝」上台接班，「唐宗宋祖」卻註定與最高權力無緣，難道能說這樣的繼承制度就是一項好的制度嗎？

　　  這當然不是一個好的制度，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裡，這恐怕要算是一項「最不壞」的制度了。它看似很不合理，而在當時卻有相當大的合理性。何休解釋這一制度的用意，說：「皆所以防愛爭」。

　　  《呂氏春秋·審分覽·慎勢》引用慎子一個巧妙的比喻來闡釋過這個問題：一隻野兔在前邊跑，後邊有一百人在追，都想把兔子逮到。野兔無主，誰逮到就算誰的。這種情況之下，就算是堯聖人也會窮追猛跑，更何況一般人？但是，很奇怪，市場上兔子有得是，可路過的人很多卻連看都不看一眼，難道他們不想弄一隻兔子嗎？不是的，因為市場上的兔子都是有主的，就算想要，難道還硬搶不成？古代帝王的繼承法也是同樣的道理，立天子不使諸侯猜疑，立諸侯不使大夫猜疑，立嫡子不使庶子猜疑。猜疑會產生爭鬥，爭鬥會引起混亂（疑生爭，爭生亂）。所以，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沒了等級差別則朝廷亂，妻妾尊卑不分則家裡亂，嫡子和庶子不加區別則宗族亂。所以，無論治理天下還是治理邦國，首要之務莫過於確定名分。397  

　　  這一論述很容易讓人想起孔子的名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和「必也正名乎」，儘管後者所謂的「正名」有可能是改正錯別字的意思。398無論如何，正名工作在當時確實是意義重大的，說到底，名份是個硬指標，誰都沒法否認，而賢能與否卻缺少人人認可的統一標準。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封建制度近乎於貴族民主專制，其「民主」以及強大的制度和習俗的慣性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最高領袖的權力，所以並不會像專制時代的極端情況那樣，千百萬人的命運幾乎全要寄托在皇帝一人身上，生活如同無可奈何之下的賭博一般。因此，領袖的賢與不賢並不會對宗族與社會造成天翻地覆式的影響。另一方面，嫡長子繼承制的實行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社會較為穩定，比如經常處於戰爭狀態的秦人便不採取這一制度。399

　　  說到這裡，舊問題解決，卻產生了一個新問題：既然名份是如此清清楚楚地擺在大家眼前的，隱公和桓公的繼承權合法性問題又該怎麼解釋？如果這兩人當中有一個是嫡長子，自然順理成章地即位了事；就算兩人都是庶子，在魯惠公的正妻沒有兒子的前提下，比較一下兩人母親的身份尊卑，這應該是一目了然的。而《公羊傳》既然提出「桓公雖然年紀小，但身份高貴；隱公雖然年長，但身份卑微」，那自然該是桓公即位才對。

　　  照這麼說，即位的確實該是桓公，這就是「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的繼承原則了。據何休解釋，隱公和桓公都不是嫡子（他們的父親魯惠公好像沒生出過嫡子來），而桓公的母親是右媵，在所有姨太太當中地位最尊，既然「子以母貴」，桓公便是當之無愧的合法繼承人，而在他成為繼承人之後，「母以子貴」，他的母親也會跟著沾光，身份會從媵妾升為夫人。「母以子貴」的另一說（如何焯）是：姨太太如果生了兒子，身份就會按次序得到提升。400  

　　  但是，從《公羊傳》原本的說法來看，事情並不是那麼一清二楚的，隱公母和桓公母的身份差異似乎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搞得連魯國人也不是很清楚她們到底誰尊誰卑。但這個解釋很難站得住腳，因為如前所述，這種身份差異無論再怎麼細微，也一定是有硬指標來區分高下的，怎麼可能讓人搞不清楚？經師們大約也覺得這道理可疑，於是何休解釋說：兩位母親的身份高下當然是顯而易見的，朝廷上的大夫們肯定也都清楚，《公羊傳》所謂「國人不知」，只是說魯國的國人對此不大清楚罷了。401

　　  但是，問題依然沒得到圓滿解決：只要朝廷里的大夫們知道尊卑原委，這應該就足夠了，他們就有了充分的理由來擁立桓公，可他們為什麼偏偏捨棄桓公而另立隱公？唯一的理由似乎就是：大夫們包藏私心，做了錯事。

　　  這理由還真是被公羊家承認的，彌合之論是：大夫們擁立隱公之事確實做得不對，但以褒貶為要務的《春秋》為什麼不批評他們？因為這事發生在《春秋》記事之前，按孔子「既往不咎」的處事原則，就不予追究了。402

　　  （3）光武詔書：對公羊經術的一次實際應用

　　  《公羊傳》在這裡所展現出來的繼承法，既是一種對歷史上某種社會制度的分析描述，同時也是一套實用性很強的政治技術。尤其在何休等公羊家的細緻解說之下，其中所蘊涵的政治技術變得如此的具體而微，一旦讀熟，馬上可以拿來就用——就算沒讀熟，在實用當中遇到問題的時候也大可以臨時抱佛腳，不像一些後儒那樣大談心、性、命、誠、敬、天理、無極、太極之類的字眼，方法論上「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來」，403講起來高深莫測、廓大無邊，卻長於務虛而短於務實。這便是學風隨時代變化而使然。

　　  相比之下，公羊學的這個繼承法似乎只是實際的政治技術，而不是抽象、高妙的哲學理念，這也正是漢代學風的一種體現。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獨尊的不是「儒學」，而是「儒術」，這兩者並非同一個概念。現在所謂的「學術」一詞，原本分別為「學」和「術」兩個獨立的概念。朱維錚考察這個問題，說司馬遷給儒林或公卿作傳的時候，「倘指學問或學人，必用『文學』，倘指方法或手段，必用『儒術』，二者從不混用。《漢書》也是如此，不過或改文學為『經學』，或稱儒術為『經術』。那時為什麼重視術學之辨？因為術貴實用，學貴探索。」404漢初從叔孫通到董仲舒，一眾儒學名家（其實該稱為儒術名家），無不是現實色彩很重的實用主義者。進一步說，當時所謂的「獨尊儒術」，實際上就是獨尊公羊學，董仲舒便是公羊學的一代宗師。而當時的所謂尊孔，原因也正在於《春秋》。《公羊傳》附麗於《春秋》之後，《春秋》之學名為《春秋》，實為《公羊》，至於《論語》，在當時卻無甚地位——即便在後來「四書」大行的時代，很多時候《春秋》之學仍屬「大學課程」，「四書」只是「中小學課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