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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祖望的這番分析，在細節上或可爭議，但至少還是說明了一點：《左傳》所表現出來的諡法內容並不自洽。
這些說法和疑惑都很合乎情理，但正如我們在經學和史學當中一再遇到的那樣，反方的解釋同樣合乎情理。童書業考查《左傳》、《史記》的記載，認為自西周中葉以來，列國君臣乃至周天子的諡號與其人一生的德行、功業等等大體相當，如果說這些諡號當真是活人的稱號，實在有些說不過去。567
研究越來越深入，爭議也越來越大，從考據角度講，諡法起源的推斷直接影響到對先秦許多文獻的時間判斷，比如《大武》里幾次出現「武王」這個稱號，朱熹由此而懷疑該篇作品是成型於周武王死後。而王國維、郭沫若之後的一些諡法研究則把諡法的起源向前推進了一大段：不但提前於王、郭的推測，甚至比《諡法解》的說法還早而溯至了晚商時期。568
汪受寬《諡法研究》論諡法起源，認為周初天子、王妃、諸侯、重臣均無諡號，可見周公創造諡法的古說並不可靠，但諡法之起源也不會太晚，因為統計一下《春秋》，發現其中記載大人物之死一共187次，都是先寫人家的名字或爵位，沒有一例是按諡號來寫的，但寫到這些人的葬事時，全書111次葬事全寫的是諡號，同樣無一例外。「這就說明，在葬禮中，這些人都得到了諡號，並正式將諡號通告了魯國，因而書之於魯史之中。」汪舉了鄭莊公為例子：「魯隱公元年，稱鄭莊公為鄭伯，言『鄭伯克段於鄢』，這是書其爵。到桓公十一年夏五月，鄭莊公死，寫為『鄭伯寤生卒』，這是書其名（寤生），因為任何一位鄭國國君都可以稱為鄭伯，為了加以區別，故而在書其死時記其名。到記鄭莊公葬禮，則寫成『秋七月，葬鄭莊公』，很顯然，這是指鄭伯寤生葬禮時正式定諡為莊公。」但是，《春秋》葬後稱諡雖無例外，活人而用美稱的卻也不是沒有。569
據汪考證，諡法初起於西周，本來是貴族們給去世的父祖擬定美稱，這種做法漸漸流行開來，王室也開始仿效，到周孝王時代基本定型，而且，「由於諡號是追美尊者、長者和表示哀傷感情的，所以最初只有美諡、平諡，沒有惡諡……諡號之有善惡，是從西周共和以後開始的」。570
汪說謹嚴精微，但問題並未到此結束，一些意見的衝突或許也只是盲人摸象式的衝突而已。譬如，殷周彝器上的「生稱諡」當真就是其人生時的美稱嗎？——有說是的，有說另有原因的。
說是的如夏含夷。夏從燕侯旨鼎銘文中燕侯旨以殷商慣見的方式稱他已去世的父親為「父辛」出發，梳理金文演變之脈絡，推論周人諡法制度當建立於西周中期，並且是一個緩慢成型的過程，而西周銅器中許多「武」、「穆」、「康」等等確定無疑的諡號被用作生稱，看來「諡號式的美稱」不僅僅是用於已逝之先人的。571
說另有原因的是楊希牧。楊先是把諡法之建立推定在周初，進而在「生稱諡」問題上給出了一個新穎的意見：所謂「生稱諡」未必真就是生時稱諡，而是因為死者的諡號所用的就是他們生前的尊字，所以同一個字，生前為尊字，死後為諡號，外表一樣，內涵不同。
楊說是從《左傳·隱公八年》眾仲關於請諡制度的一段話入手分析的，其中有「諸侯以字為諡」一句，這句話當初杜預把斷句搞錯，把「諸侯以字」作為一頓，後來的學者們大多跟著杜預以訛傳訛。
男子二十歲行冠禮於是有「字」，這個「字」就有可能在死後成為其人的諡號，甚至有可能「字」的淵源即是此人生時的美稱。572可以想像一下：一個氏族部落里的青年因為勇猛善戰，便贏得了一個「虎」的綽號，大家都叫他「虎」而不再叫他的本名，其他氏族成員也是一樣，眼睛厲的綽號「鷹眼」，力氣大的綽號「氂牛」，腿腳快的綽號「小馬」。然後，隨著氏族社會的發展，越來越文明化，這種風俗便演變為冠禮取字，原本的綽號變成了非常正式的「字」。繼續推想一下，某人死後仍然被大家以「字」（綽號）來稱呼，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楊希牧舉《禮記·檀弓上》魯哀公誄孔子一節的鄭玄註：「尼父，因其字以為諡」——因為孔子字尼父，由此推測，鄭玄知道孔子被諡為尼（父）的根據正是「以字為諡之制」。573
楊因此認為鄭玄是古人當中少有的明白這個道理的人，但考之鄭注原文，前邊卻還有一句「誄其行以為諡也」，分明是說魯哀公作誄文稱述孔子一生行事並由此來給他確定諡號。況且，如果說孔子的一生用一個「尼」字就可以概括，顯然讓人不解。至於《左傳·隱公八年》所載眾仲的那番話，歷來難於索解，而以字為諡又顯然是和對死者蓋棺論定式的議諡制度難以合拍的。
再者，考之楊希牧所引以為證的鄭玄註：「尼父，因其字以為諡」，阮元校勘記卻以為句中的「其」字當為「且」字之誤，所以原句當是「尼父，因且字以為之諡」。「且」字在句中殊難索解，但據《說文》「且，薦也」，有「承藉於下」的意思，這樣句子就可以講通了：男子行冠禮而被命之字，這個「字」是個單字，到五十歲之後要稱伯仲，於是再稱字時便在字前加上伯仲，也就是說，使「字」承藉於伯仲之下。孔子字尼，本來是個單字，五十歲以後稱伯仲，把「尼」字藉於「仲」字之下，是為仲尼。574這樣看來，楊希牧是因為錯別字而誤解了鄭玄的原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