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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秋官司寇·司盟》專門記有司盟這個職位，說司盟「掌盟載之法」，這裡就出現了「載」字，鄭玄注釋說：所謂載，就是盟辭，與盟者把發誓的那些話記載到簡策上，然後殺牲取血搞儀式，再把記於簡策的盟辭埋在挖好的土坑裡，是謂「載書」。853《爾雅·釋詁下》釋載為「言」，郭璞注釋即引《周禮》「作盟詛之載」，邢昺進而說道：「載者，載於簡策之言也。」854但這些解釋總像是沒有確切來由的，也許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釋《詩經·小雅·彤弓》「受言載之」之「載」為「藏」是個值得參考的說法。
以上只是極為簡化的一個流程描述。看上去，會盟活動複雜而莊嚴，充滿著儀式意涵。春秋時代正是這類活動盛行的時代，大者有諸侯的會盟，小者有家臣的會盟，所簽署的既有國際和約，也有私人協議，甚至還有貨真價實的詛咒。這些類似於合同的文本，除了與盟者各持一個副本而去之外，還有一份正本一直被埋在土坑裡不見天日，直到兩千多年後被考古工作者挖了出來。
最早的盟書出土是在1930年代的河南溫縣，考古工作者從一百多個土坑裡挖出了上萬片殘留著朱色字跡的石片，主盟者被推測為晉國六卿中韓氏的一位領袖韓簡子，韓簡子的名字在這裡很有些反諷意味，叫做「不信」。
數量更大、價值更高的還要算山西侯馬出土的侯馬盟書：1965年，侯馬地區挖出了400多個土坑，坑裡邊又挖出了大批的玉石片，上邊多有毛筆寫成的朱紅色的文字，也有少量墨書，字數多在30－100字之間。郭沫若先下了論斷：這些東西就是古籍中所謂的歃血為盟的盟書。855每次盟會，盟書副本由與盟者各自帶回存檔，正本在告諸鬼神之後埋進土坑，或是沉到河裡。沉到河裡的看不到了，侯馬盟書就是埋在土坑裡的那些盟書正本。
盟書的字跡怎麼會是朱紅色的呢？是否血書？——這倒是個合理的推測，畢竟現代人在一些重大事情上還是講究血書的。郭沫若《侯馬盟書試探》里曾引過《禮記·曲禮》孔穎達疏「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書成乃歃血而讀書」，著重號加在「用血為盟書」這五個字上，進而論述：「『用血為盟書』者，是說以血為盟誓。這樣做的缺點是不甚顯著。看來，在戰國時代或更早，血書便改用朱書代替了。古人有『丹書』，蓋凡盟誓書以丹，後人猶沿用『書丹』這個詞彙。」856
這個推論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但是，郭沫若引以為據的那句孔疏似乎多了一個字——「用血為盟書」應當是「用血為盟」，一字之差，意思大變。這是一個斷句的問題，孔疏原文是：「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郭以「用血為盟書」為一斷，不確，應為「用血為盟，書成」，孔疏後文有「知坎血加書者，案僖二十五年《左傳》雲『坎血加書」可證。
猜想一下，魯隱公和邾儀父當初很可能也寫了這麼一份東西，字跡應該是朱紅色的——現代人用紅筆寫字會有不禮貌之嫌，但從侯馬盟書來看，用黑字來寫的卻多是詛咒。至於盟書的約束力，存在於鬼神的天視天聽——大略就是這個意思：如果結盟之後有誰背信棄義，天打五雷轟！
正如一句阿拉伯的古諺：「人老在忘記，神總是記得」，但這也難怪古人，不訴諸鬼神還能訴諸誰呢？周天子不大管事了，無法行使人間的最高權威，否則，如果周天子勢力仍在，諸侯之間乃至大夫之間的結盟又將置他於何地呢？
考究盟的歷史脈絡，《中國法制通史》給出過一個詳細的線索描述，大略說來：「盟」最初可能起源於原始部落時代，部落之間通過「盟」這種儀式聯合起來，以處理部落間的大事，參加「盟」的部落間的關係大致是平等的。到了商、周時期，「盟」作為一種祭祀禮儀，就成了共同向鬼神發誓而獲得約束力的行為。這時期的「盟」是一種制度性的禮儀活動，其盟約由主持活動的周天子所賜。西周時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由周天子主持壟斷的「盟」所產生的盟約是周天子冊勛賞賜有功之臣的一種形式，及至春秋禮崩樂壞之後，「盟」即由過去的禮儀活動轉變為政治結盟，越來越頻繁、普遍了。這個時候，重人事的思想逐漸動搖著以往天地祖先的神聖地位。雖然表面上看，這個時期的盟誓活動是借著神靈為後盾的，但實質上是以春秋時期興起的「信」的觀念為基礎的，是借神以固信。後來社會越來越亂，盟誓也就越來越多，這一多，自然也就不值錢了，《詩經·小雅·巧言》有「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說的就是這種世道。而到了戰國時代，社會風氣更糟糕了，靠信用維持的盟約已經很難再起作用了，再要達成約定就得依靠人質了。857
話雖如此，但世事常有例外，從宋代發現的被名之為《詛楚文》的碑銘來看，秦、楚兩個鄰壤大國保持了歷十八世、三百年的和平，其原因按方匋的碑銘讀後感來說，「乃在於盟詛之美、婚姻之好而已」。858
《詛楚文》因與《史記》等書不合，加之秦國的口碑一向不好，其記載的真實性便常常受人懷疑，但郭沫若指出，「然秦人較原始，於信神之念實甚篤」859——的確，反向來想的話，隨著文明化的進程，鬼神的約束力越來越小，人們對盟誓的態度就越來越不認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