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6頁

　　  1373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註疏》：復大夫位也。即所謂復國不討賊，明史得用責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

　　  1374 徐仁甫：《左傳疏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1－142頁。

　　  1375 《漢書?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雲，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

　　  1376 《榖梁傳·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1377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中國書店，1987年，據上海文瑞樓版影印，卷九十二「唐史論斷」條：宋人略通文義，便想著作傳世；一涉史事，便欲法聖人筆削。此一時習氣。

　　  1378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五·答客問上》。

　　  1379 參見熊逸：《春秋大義——中國傳統語境下的皇權與學術》，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05－136頁。

　　  1380 《春秋·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冬，葬許悼公。《公羊傳·昭公十九年》：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弒也。曷為不成於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參見熊逸：《春秋大義——中國傳統語境下的皇權與學術》，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44－156頁。

　　  1381 《春秋繁露·玉英》：《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弒君，四年之後，別牘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弒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弒，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成弒，非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盾誅無傳，弗誅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翻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為弒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為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案盾事，而觀其心，願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弒之鄰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是故訓其終始，無弒之志，枸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為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弒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弒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為弒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弒，而有不誅，其論難知，非蒙之所能見也。故赦止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曰：「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弒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為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弒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弒，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厚薄，《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系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弒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見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系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系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為重，重為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為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