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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風綿延,《登徒子好色賦》里的章華大夫和桑女戀愛的地點就在這個「鄭衛溱洧之間」,及至唐代,李商隱著名的《柳枝》五首仍然流露著溱洧遺風。甚至時至當代,三月三日的男女集體歡會活動仍然在民間流行,像兩千多年前的青年男女們一樣在人與自然的交相感應中神聖地野合,1002這或許就是兩合氏族群婚的遺蹟。1003

    鄭桓公、鄭武公父子兩代經營,在中原一帶似乎大得人心。《詩經·鄭風·緇衣》據《毛詩序》的說法就是讚美這父子倆的,1004馬振理《詩經本事》也還解釋道:鄭桓公聽了史伯的建議,向虢國和鄶國那裡安置妻子、寄存財貨,大受歡迎,而這兩國的國君還如在夢中,不知厄運之將至。國家者,公器也,盡在民心之向背。民心向著誰,誰就是賢人,就比民心所背的那個領袖要好,至於這兩個領袖誰勝誰敗,那就另說了。所以孔子讀《緇衣》的時候才會稱讚虢、鄶兩國人民的渴慕賢人之心。1005

    《毛詩》位列「十三經」,是多少代讀書人必修的功課,以至於桓、武兩代的仁義之風常常被當作典故來用,比如明代名臣劉龍在從南京被召入京的時候,林文俊撰文說:「大家雖然都為您老人家高興,但整個南京上上下下幾十萬人無不戚然流淚、依依不捨,想當年鄭桓公、鄭武公兩代人先後入朝為官,周人愛之,遂作《緇衣》之詩,今天為您入朝而高興的人不也是這樣的心情嗎?」1006  

    這些話很好地解釋了前邊那個鄭國滅同姓的問題,鄭國雖然搞陰謀、搞侵略,雖然滅了同姓諸侯,但只要民心是向著他們的,他們就是好人,他們的侵略戰爭就是正義戰爭。

    這是古人的一個典型觀念,《呂氏春秋·盪兵》用非常義正詞嚴的口吻說過:「打仗是人的天性,從遠古以來就是如此,想禁止是禁止不了的。只聽說古代聖王主張打正義之戰,沒聽說他們呼喚和平。」

    怎樣才算義戰呢?《盪兵》接著說:「誅殺作威作福的暴君,拯救受苦受難的人民,這就是正義的戰爭。」

    這事看來不好判斷,因為暴君的帽子可以被戴在任何一個統治者的頭上,所以,判斷一場戰爭的正義與否一定要有個客觀標準。《盪兵》給出了這個標準:「如果一場戰爭誅殺的是作威作福的暴君,拯救的是受苦受難的人民,那麼,在挨打的那個國家裡,人民見到侵略軍就會像孩子見到了爹娘,就會像飢餓的人見到了美食。人們會滿懷激動地奔向侵略軍的懷抱,任誰都攔不住。」1007

    侵略和防禦只是表面現象,不足以成為判斷一場戰爭正義與否的標準,甚至,如《呂氏春秋·振亂》的觀點:這兩者的實質是一樣的,如果是懲罰不義、弔民伐罪,這樣的侵略戰爭就是正義的戰爭,而就算是保家衛國、守土御外,如果捍衛的是一個不被自己的人民擁護的邪惡而殘暴的政權,那麼這所謂的自衛戰爭便是不義的戰爭。1008  

    《呂氏春秋》的這些觀念在當時實有所指,針對的是墨家那套「非攻」、「救守」的主張。有人認為《呂氏春秋》的這兩篇都是兵家之言,其實與其思想最接近的卻是儒家。尤其是孟子,我們會在《孟子》裡邊看到大量的同類觀念,而且旗幟鮮明,毫不含糊。

    孟子之後,這種觀念被傳承下去:對一場戰爭來說,是侵略還是防守反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民心到底向著誰。如果民心背著本國而向著侵略軍,這樣的侵略行為就叫做「弔民伐罪」,就是符合正義標準的,就像以前常說的「要解放世界上另外那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的人民」一樣。在這些儒家知識分子的思想里,民生大計既高於政權的唯一性,也高於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侵略與反擊並不構成判斷一場戰爭正義與否的標準。這個思想直到秦漢大一統之後仍然延續著,現代人的領土觀念是到了近代才漸漸成型的。

    話說回來,以上述的古人標準來衡量一下鄭桓公父子的所作所為,這,即便算不上什麼弔民伐罪的正義事業,至少也不應該被聖人怪罪吧?

    新的問題來了,這就是:如果要讓這個推論成立,必須基於這樣一個前提,即《毛詩序》和馬振理《詩經本事》對《詩經·鄭風·緇衣》的上述解釋是確鑿無疑的。

    ——這倒很難說了,因為其他的諸多不同類型的解釋也都是很有道理的,而且,如果保守一點的話,僅從字面上來理解《緇衣》,絕對看不出任何和鄭桓公、鄭武公有關的線索。

    退一步說,無論如何,毛、馬兩說表現的都是儒家的一種核心理念,即便是借詩言義,至少這個觀念是很正牌的。那麼,再來看看相反的說法:《詩經·鄶風》有一篇《隰有萇楚》,清人方玉潤《詩經原始》說這首詩是描寫鄶國國破,上至公族下至小民扶老攜幼哭號逃命,一派人間地獄的淒涼慘狀。1009又有學者進而考證,說這一派淒涼慘狀就是拜鄭國東遷所賜,還有那首《匪風》也是這個主題。1010——麻煩來了,那麼,虢、鄶兩國到底是盼望鄭國大救星還是痛恨鄭國侵略軍,鄭國到底是仁義之師還是兇殘之匪?傳統經典常常給我們造成這種兩難的局面。

    另一方面,史伯那段話的真實性是不是也值得重新考慮呢?古人並沒有錄音設備,也不懂速記,鄭桓公問史伯的問題應該還屬於政治敏感問題,以常情揣測是要摒退旁人、秘密商談的,那麼,如此長篇大論是怎麼被記下來的呢?雖然說「君舉必書」,雖然說「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或者相反,1011就算把鄭桓公當作「君」,但無論是左史還是右史,要記的也該是正式文誥,像這種密室之中口若懸河的會議紀要到底是怎麼被記錄下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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