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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7 [英]埃文斯－普理察：《努爾人——對尼羅河畔一個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The Nuer: A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 by E. E. Evans-Pri插rd），褚建芳、閻書昌、趙旭東/譯，華夏出版社，2002年，第200－201頁。
1408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准獲麟之後史文，夫子未修之前，應雲「鄭伯之弟段出奔共」，與秦伯之君鍼出奔晉同也。
1409 《左傳·昭公元年》：秦後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1410 [清]王夫之《讀通鑑論》，《船山全書》，嶽麓書社，1988年，第10冊，第119頁：周亞夫請以梁委吳，絕其食道，景帝許之。梁求救而亞夫不聽，上詔亞夫救梁，而亞夫不奉詔。於是而亞夫之情可見，景帝之情亦可見矣。委梁於吳以敝吳，而即以敝梁。梁之存亡，於漢無大損益；而今日之梁為他日之吳、楚，則敝梁於吳而恃以永安。亞夫以是獲景帝之心，不奉詔而不疑。景帝之使救也，亦聊以謝梁而緩太后之責也，故可弗奉詔而不疑也。嗚呼！景帝之心忍矣，而要所以致之者，太后之私成之也。帝初立，年三十有二，太子榮已長，而太后欲傳位於梁王。景帝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探太后之旨而姑為之言也。竇嬰正辭而太后怒，則景帝之惎梁久矣。亞夫委之敝而弗救，與帝有密約矣。不然，兄弟垂危，詔人往援，不應而不罪，景帝能審固持重如此其定哉？後愈私之，帝愈惎之，梁其不為叔段、公子偃者，幸也。
1411 [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卷一·春秋宗指議第一：此經所以稱《春秋》者，先儒說雲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啖子曰：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三傳無文，說《左氏》者以為《春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徳衰、典禮喪，諸所記注多違舊章，宣父因魯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杜元凱《左傳序》及釋例云然。）言《公羊》者則曰：夫子之作《春秋》將以黜周王魯，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何休《公羊傳注》中云然。）解《榖梁》者則曰：平王東遷，周室微弱，天下板蕩，王道盡矣。夫子傷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勸焉，淫人懼焉。（范寧《榖梁傳序》云然。）吾觀三家之說，誠未達乎春秋大宗，安可議其深指？可謂宏綱既失，萬目從而大去者也。予以為《春秋》者，救時之弊，革禮之薄。何以明之？前志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僿。救僿莫若以忠，復當從夏政。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弊猶末，設教於末弊將若何？武王、周公承殷之弊不得已而用之。周公既沒，莫知改作，故其頹弊甚於二代。以至東周，王綱廢絕，人倫大壞，夫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又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淳化難行於季末，夏之忠道當變而致焉。是故《春秋》以權輔正（天王狩於河陽之類是也），以誠斷禮（褒高子仲孫之類是也），正以忠道，原情為本，不拘浮名（不罪欒書之類是也），不尚狷介（不褒泄台之類是也），從宜救亂，因時黜陟，或貴非禮勿動（諸非禮悉譏之是也），或貴貞而不諒（即合權道是也），進退抑揚，去華居實。故曰：救周之弊，革禮之薄也。古人曰：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出《淮南子》）。又言：三王之道如循環。太史公亦言：聞諸董生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公羊》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俟後聖。是知《春秋》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據杜氏所論褒貶之指，唯據周禮。若然則周徳雖衰，禮經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復作《春秋》乎？且游、夏之徒皆造堂室，其於典禮固當洽聞，述作之際何其不能贊一辭也？又云：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則夫子曷云：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乎？斯則杜氏之言陋於是矣。何氏所云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雖得其言，用非其所，不用之於性情（性情即前章所謂用忠道原情），而用之於名位（謂黜周王魯也）。失指淺末，不得其門者也。周徳雖衰，天命未改。所言變從夏政，唯在立忠為教，原情為本，非謂改革爵列、損益禮樂者也。故夫子傷主威不行，下同列國，首王正以大一統，先王人以黜諸侯，不言戰以示莫敵，稱天王以表無二尊，唯王為大邈矣。崇髙反雲黜周王魯以為《春秋》宗指（隱元年盟於昧傳何休注然）。兩漢專門傳之於今，悖禮、誣聖、反經、毀傳、訓人以逆，罪莫大焉。范氏之說粗陳梗概，殊無深指，且歷代史書皆是懲勸，《春秋》之作豈獨爾乎？是知雖因舊史，酌以聖心，撥亂反正，歸諸王道，三家之說俱不得其門也。或問：《春秋》始於隱公何也？答曰：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靈也。故歷國應聘希遇賢王，及麟出見傷，知為哲人其萎之象，悲大道不行，將托文以見意，雖有其徳而無其位，不作禮樂乃修《春秋》，為後王法。始於隱公者，以為幽、厲雖衰，雅未為風，平王之初，人習余化，苟有過惡，當以王法正之（此時但見周家舊典自可理也）。及代變風移，陵遲久矣，若格以太平之政，則比屋可誅，無復善惡，故斷自平王之末，而以隱公為始，所以拯薄俗、勉善行，救周之弊，革禮之失也（言此時周禮既壞故作《春秋》以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