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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何休那三個氣勢洶洶的書名，鄭玄針鋒相對，回應了三本書：《發墨守》、《起廢疾》、《箴膏肓》。在攝政這個問題上，鄭玄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從《公羊傳》里找出一句話來：「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這話的背景是：宋穆公的位子是哥哥傳給他的，哥哥當初不傳子而傳弟，宋穆公感念恩德，後來便立下遺囑要在自己死後把位子傳給哥哥的兒子。鄭玄引的這句話就是宋穆公對他這位侄子說的：「我現在坐這個國君的位子，不過是攝政罷了。」652言下之意是：我只是暫時代理一下國政，這位子本來就該是你的，最後也一定會還給你的。鄭玄言簡意賅，隨後又點了一筆：「這是你們《公羊傳》自家的話，明明是說攝政，你何休又憑什麼非難《左傳》呢？」
鄭玄諸多駁論，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一以貫之。何休無可奈何地說：「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何休和鄭玄這些論戰作品後來都已散佚，後人只能從各類典籍中輯錄而已。《禮記正義》引《箴膏肓》讓我們得以看到鄭玄還有一些下文：周公還政於周成王，退歸臣子之位，而後才死，怎麼可能稱「崩」呢？隱公是死在國君之位的，不稱「薨」又該稱什麼呢？653
這次論戰正值東漢黨錮時期，對天下士子影響極大，據王嘉《拾遺記》的說法（也許有些誇張），「及鄭康成鋒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贏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654
此戰之後，古文大家服虔從時政應用而非純粹學理上再駁何休，655《左傳》從此開始過上了一段揚眉吐氣的日子。但就上述這個具體論辯的細節而言，雖然鄭玄大占上風，但他的分析並不十分嚴密。宋穆公說的「吾立乎此，攝也」，考之具體背景，更像是一番自謙之辭——宋穆公明明就是合法的國君，也明明可以合法地把位子傳給自己的兒子。傳位給侄子是他高尚，傳位給兒子是理所當然。至於周公當初到底是攝政還是稱王，這是整個經學史上的一大疑團，辯者如雲，而在《春秋》學裡，這個問題直接影響著對魯隱公身份的解讀，更在時政當中常為權臣篡位奠定理論基礎。
回顧何、鄭之爭，於稱公與稱薨的尊卑體例上辨析甚力，而考之其時稱謂，也未必都那麼嚴整。同樣身份的人，魯國自家用的規格常比外國人高，以示內外有別，656至於「卒」字，不止用在大夫身上，也會被用作通稱，657而「死」字既曾被《尚書》用在大舜身上，又曾被《論語》用在孔子和顏淵身上。658哪怕一個小小的特例也會影響到對微言大義的把握，何況很多？致力於經學是很容易感覺到左支右絀的。
（2）周公攝政與稱王之辯
先秦文獻里有不少關於周公稱王的記載，而周公還有一個「周文公」的稱呼，見於《國語·周語上》韋昭注659和晉人傅玄的《傅子·附錄》，660楊寬《西周史》即取其說。但汪受寬細辨其非，認為這個說法不過是三國和晉人的編造。661這問題直到現在也沒辯清楚，王暉曾歸納「學術界大致有三種代表性的說法：一是周公既攝政又稱王；二是周公既未稱王，也未攝政；三是周公雖攝政，卻未稱王」。662
如果僅從先秦文獻上看，周公稱王的說法實在太多。《韓非子·難二》曾說「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持此論者還有很多，即便看看《史記》的攝政說，也能找出一些蛛絲馬跡。——《史記·周本紀》說「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史記·魯周公世家》是說「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而周公臨死之前的遺願是歸葬成周，但周成王還是把他和周文王葬在一起，表示自己不敢以周公為臣。而且，成王還准許魯國以郊祭之禮和天子之樂來祭祀周公，這也正是「周禮盡在魯矣」的一個源頭所在。要知道，如果在周朝立國之初「禮儀之邦」的基本等級制度已然分明的話，或者基本禮制當真定於周公之手的話，那麼，這種規格的祭祀恐怕只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周公確曾作過天子。
另外的解釋是：周公未作天子，只因有天子之功，才受天子之禮，王安石認為這是很相稱的。——此論見於王的《淮南雜說》，楊繪向宋神宗上書指稱王心懷異志，這就是其論據之一。663畢竟以人臣之功而受天子之禮實屬僭禮行為，更別說周公當真作過天子了。
許多經學家們本著君臣大義而拒絕承認周公曾為天子的觀點，義理當先，事實為次，保持政治正確。而以諸侯身份用天子禮樂，在後儒眼裡總是很難逃脫一個「僭」字。664至於現代，這問題總算脫經入史，從意識形態領域轉到了史學領域，研究起來才不那麼棘手了。種種證據，無論從文獻來看，還是從當時的形勢來看，周公稱王一事似是大有可能，665就算仍有歧義未決，也都是就是論事而已，只辯史實，不談義理，而回過頭來再看鄭玄、何休之爭，圍著「崩」和「薨」糾纏不休，似乎既很無謂，也很無味。
但在古人眼裡，這小小字眼的背後就是厚重的春秋大義。一方面，現實的政治鬥爭就是擺在眼前的：一字之差，周公的身份便大為不同，而真真假假效法周公的人怎能不為此緊張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王莽，處處效法周公，甚至還使漢家改元「居攝」，此即影射周公攝政而來，在高尚的幌子之下暗行奪權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