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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這是「其國（京師）－諸夏－夷狄」由近及遠、由內及外的一個劃分，魯國既然被「托王於魯」，在這個公羊系統里就擁有了京師的地位，大致相當於天子京畿，而吳國在這裡就被當作了夷狄。
春秋時代，吳國確實是常被中原諸侯當作夷狄的。吳國人斷髮文身，不與中原同俗，也確實像是夷狄。但這一划分，就出現了一個新問題：楚國和吳國情況類似，如果吳國是夷狄，楚國也該是夷狄才對。但是，在《春秋·僖公二十一年》，記有「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於霍」，楚國不但排名第二，還被稱為楚子，按照何休發明的「七等」標準，稱「子」是《春秋》最尊榮的褒獎。但是，如果按照「內諸夏而外夷狄」的標準，《春秋》這裡應該和「會吳於鍾離」的體例相同，寫作「秋，宋公會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楚於霍」才對。
再看《春秋·宣公十一年》，記有「夏，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如果按照「會吳於鍾離」的體例，分明應該寫作「夏，陳侯會鄭伯，盟楚於辰陵」。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矛盾？
要解決這個矛盾，首先要用上三世說。僖公時代屬於傳聞世，按照《春秋》對傳聞世的記錄標準，應用於當時之天下的二分法是「內其國而外諸夏」——全天下分為兩部分，一是「其國」（即魯國），二是諸夏，所以在傳聞世里，只要不屬於魯國的就算是諸夏，楚國自然也算諸夏，不算夷狄；而宣公時代就進入了所聞世，《春秋》的記錄標準不一樣了，「內其國而外諸夏」變成了「內諸夏而外夷狄」，天下不屬諸夏即屬夷狄，這樣一分，楚國就不算諸夏而算夷狄了。
——把三世說付諸應用，很好地解決了《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的那個問題，但對宣公十一年的記載還是無法解釋，這時候就要用到褒貶理論了：的確，即便按照三世劃分，《春秋·宣公十一年》的楚國還是要被給予和「會吳於鍾離」的吳國一樣的待遇，但是，進入所聞世之後，楚國表現出了出色的君子之風，既然這樣，就不該把它當作夷狄看待了。而吳國則不然，還是一副夷狄的嘴臉，比楚國差多了。348
這可以說是一種打補丁式的解決方案，當舊補丁遇到新破綻的時候，就需要新補丁來彌合；或者說像是圓謊，當已有的謊言被指出有漏洞的時候，就用新的謊言來解釋。最終的結果難免會是補丁越來越厚，謊言越來越多，而在致用的方面，在需要選擇理論武器的時候，所能選擇的範圍也就越大。而另一方面，「即使是一種空想的機械史觀，它也具有積極意義，因為它拋棄了《白虎通義》中『夷狄者……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的狹隘大漢族主義論調，這種論調不是公羊的原有義，公羊原義諸夏與夷狄是可以互相轉化的。何休沒有因襲《白虎通義》，這是他的卓越處。」349
但事情並未就此完結。何休的三科九旨雖然影響深遠，及至清代，孔廣森卻不信何說而另立了一套三科九旨，即：「《春秋》之為書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350雖說清代學術遠勝前人，但是，以純學術的眼光考訂公羊學，這本身就走進了一個誤區，於是「拋棄了何休的『三科九旨』和公羊學的政治性等項特點，孔廣森對《公羊傳》所作的解釋就失去了活潑的生命力，變成一般的樸學家的訓詁考訂文字，公羊學應有的思想上、哲理上的啟發力量驟失。」351
5．存三統
張三世，帶有烏托邦式的歷史進化觀；存三統，可以說是人道主義的歷史循環論。兩相結合，也許能得出歷史發展呈螺旋上升的結論，而所有這些高深曲折的理論都是從「春王正月」這四個字上敷衍而來的。
從三科九旨的「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可以更好地理解存三統的意義。而張三世、存三統，當是最有別於《榖梁傳》與《左傳》之處。——魏源《公羊春秋論》論到，只有把握了這兩項原則，才能正確解讀孔子藏在《春秋》當中的微言大義，若舍此而解經，必會左支右詘、顧此失彼。要說以日、月、名、字為褒貶，《公》、《榖》兩家都是一樣的，而兩家之大義迥異，因為傳《榖梁傳》的榖梁子並非子夏的高徒，資質較差，所以只傳章句而不傳微言。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兩家的後學中，瑕丘江公雖然與董仲舒齊名，但董學終於彰顯於世。352
魏源師承劉逢祿，上及莊存與，自是公羊一脈，說這種話很有幾分抬高自己、貶低別人的味道，正所謂「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習於太史者，偏嫉孟堅」，353這是古來學者的通病，但魏源把張三世和存三統作為公羊學解讀春秋大義的兩大法寶，確是很有道理的。
與張三世不同的是，存三統確有幾分符合古史真相，又實實在在地在時政當中被應用過。——這是一段很曲折的歷史。
據《漢書》，漢武帝派人找到了周王室的後人姬嘉，學習周武王封三恪的作風，封姬嘉為周子南君。到漢元帝的時候，又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地位僅次於諸侯王。周王之後算是安置好了，可既然要「存三統」，還得找出另外那一統的後裔，即殷商的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