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頁
即以距普通人生活最近的匹嫡而論,非常之時才每有非常之事,如漢魏之際喪亂頻仍,娶二妻之事便屢有所聞,這既是亂世的寫照,也搞出了不少麻煩。1240自然,血的教訓越多,信念也就越牢。呂祖謙的《左氏博議》是為學生們擬的應考範文,更能顯出當時的主流觀念。這些封建社會的政治理念到了集權社會不但未被廢棄,反而得到了強化。我們再來仔細體會辛伯的這番至理名言,可以發現它是有兩個政治理念作為前提的:一是「天無二日,民無二王」,1241二是「名、實相當」,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242如果天有二日,民有二主,天下就要大亂;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天下也要大亂。這兩則政治理念從封建時代到專制時代,歷千載而不衰,堪稱中國傳統政治學的精髓,也是非常深入人心、乃至成為幾乎不言而喻之觀念。縱觀歷史。漢有七國之亂,唐有藩鎮割據,雖然政治形態各不相同,但耦國的實質卻是一致的,禍害也是一致的。所以耦國之害,既是演繹型的真理,也是經驗性的真理。
《左傳·隱公三年》載石碏語:「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這個六逆六順之說和批判耦國二政在思想上是如出一轍的,雖然看起來論資排輩、保守頑固,但在一個社會缺乏外界壓力的情況下,這確實比那種任人唯賢、打破門第觀念的做法更容易維繫社會穩定。事實上,越是亂世,越容易出現任人唯賢、不拘一格的局面,因為外界壓力太大,非如此不足以應付。柳宗元寫過一篇名文《六逆論》,反石碏之道而行,認為六逆中的三逆,即「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不但不是逆,反而是「理之本」。1243——這不能簡單說誰對誰錯,因為柳宗元所處的時代已經越過了盛唐的顛峰,社會所面臨的壓力開始變大了。明代楊慎有一篇《柳子六逆論》,就認為柳宗元的論述疏忽於時世的變遷,周代社會講究親親之道,用人方面「先宗盟而後異姓」,傳統固然,習俗難改。1244
耦國問題,京邑為《春秋》初見,而在整個春秋時代,耦國是一個常見現象。在封建制度下,封國和封邑雖然都有上級單位,但各自也都擁有相當的主權,甚至大略可以被當作主權國來看待,加之當時也沒有發展出來牢固的管理技術,尤其地盤一大,中央對地方便很容易缺乏有力的管理控制。這就像恐龍可以長一條幾百斤的大尾巴,但老鼠要是長了同樣的尾巴就非得把自己害死不可。如果管理能力和政治規模不匹配,耦國的危險性就迫在眉睫。
《國語·楚語上》記載,楚靈王滅掉了陳國和蔡國,在陳、蔡、不羮三個地方建築大城,他的理由是:「中原各國之所以不歸附我而歸附晉國,是因為晉國離他們近,我們楚國離他們遠。現在我在這三國修築大城,每城都有千乘的實力,足以與晉國抗衡。再加上本土的力量,何愁中原諸侯不來歸附呢?」
范無宇給楚靈王潑涼水:「古書上有記載,修築大城是沒有好處的。當初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這些都是國之大城,結果叔段據京邑危及鄭莊公,鄭莊公險些就打不過他,櫟城的公子突攻打國都掀起內亂……另外那些地方也都發生過同樣的禍患。這些事,諸侯各國都有記載,都是我們的前車之鑑。況且修築城邑好比調理身體,人體有頭有腳,大的部位能指揮小的部位,所以人活動的時候才不覺得吃力。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這是自古以來的制度。先王擔心後人不能遵循,便定下一套規矩讓人遵守。邊境地區就好比一個國家的尾巴,您看看牛馬那些牲畜,叮在尾巴上的牛虻一多起來,尾巴也就不方便擺動了。您修築這三座大城,恐怕要遇到同樣的麻煩。」
雖然范無宇把耦國之害與禮制之因說得十分清楚,但楚靈王沒聽進去。結果築城之後的第三年,陳、蔡、不羮三城的人接納楚靈王的叔叔公子棄疾,起兵叛亂,把楚靈王給逼死了。1245
在耦國的大體之外,還應該注意兩個細節:一是范無宇的話透露給我們這樣一個信息:各國各自都有國史記錄,而且范無宇是看得到的;二是叔段作亂的時候,莊公險些就戰他不勝。這和《左傳》的記載頗有出入,也使後世的許多議論沒了著落。
這件事情同樣也記載在《左傳·昭公十一年》,只是較為簡略,范無宇《左傳》作申無宇,最後那個比喻也以「末大必折,尾大不掉」的概括形式出現,並且成為我們日用的成語。
到了孔子時代,大都耦國就很常見了,三桓就是孔子身邊眼前的例子,孔子也曾經致力於恢復周禮、消除耦國,《公羊傳·定公十二年》載孔子拆毀叔孫氏和季孫氏采邑的城牆,理由就有「邑無百雉之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三桓據大都耦國以陵公室,卻被家臣以同樣的手段來反抗自己,明人朱朝瑛《讀春秋略記》於此感慨:「報施之反,理勢然也。」1246
前文講過童書業推測《左傳》的作者和季氏很有淵源,下筆多有偏袒,但現在看來,《左傳》顯然不支持耦國,而季氏的耦國程度是遠勝於叔段的,1247況且又是孔子時代的時政,是最讓孔子牽掛的切身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