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頁

　　  另一方面是，如果涉及三統、五始這類問題，歷史考據是一條線，政治理念又是另一條線。隱公元年不是周正建子而是殷正建丑，這個考訂放到現在只是一個史實問題，可要是放在過去，不但有可能動搖經學根基——至少「五始」不全，「體元以居正」也居錯了位；甚至更嚴重的是：還可能動搖國本，即政權之「統」不正！

　　  那麼，隱公元年這個曆法之差會不會僅僅是一個細節小錯而已呢？張聞玉在《銅器曆日研究》里作過一個統計：《春秋》隱、桓、莊、閔四代共63年，其中49年建丑，8年建寅，6年建子；僖、文、宣、成四代共87年，其中58年建子，16年建丑，13年建亥。如此一來，「事實明擺著，春秋前期建丑為多，少數失閏才建子、建寅，而沒有建亥的；春秋後期建子為正，少數失閏才建亥、建丑，沒有建寅的。」由此出發追溯西周，「如果我們再用大量銅器曆日驗證，西周一代行丑正，不行子正。因為是觀象授時，肉眼觀察，必有失閏。少置一閏，丑正就成為子正；多置一閏，丑正就成寅正。個別銅器記載『十四月』，說明西周曆制粗疏，再失閏還不可避免。」385

　　  「三正」之說若被擊破，經學家們開宗明義的春秋大義就要大打折扣了。「春王正月」也就少了些神秘感，多了些曆法疑雲。但是，即便在史實考據上已經可以板上釘釘，真正影響歷史的卻往往並非史實本身。在一些公羊家的政治理念里，「春王正月」斷句為「春王，正月」一樣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唯一正確的。而左學家也講義理。就在對「元年春王正月」這句經文的闡釋上，左學家的義理闡發不但不很遜色於公羊家（如劉歆之文，即便時至近代，大學者如章太炎雖然已經重視起了金文證據，但仍然推論這裡的斷句應當是：「春王，正月」，說「王」的真實涵義就是三統），甚至在時代上也並不比公羊家為遲——能追溯到戰國的吳起和漢初的賈誼身上。  

　　  章太炎議論《左傳》，說公羊家之「五始」在《左傳》里雖然未被明言，卻也潛藏其意，只是少了個「公即位」，是為「四始」，而且，《左傳》不僅敘事，也講義理，對「元年春王正月」的義理闡釋甚至比公羊家還早。

　　  簡述章說：《說苑·建本》載魏武侯向吳起打聽「元年」的意思，吳起以「慎始」為議論，《賈子·胎教》也有類似的說法，而吳起和賈誼都是治《左傳》的早期學者，在他們生活的時代里，《公羊傳》還沒有形諸文字，所以他們對「元年」義理的闡發肯定不是從《公羊傳》學來的。386

　　  章太炎最後的推論稍嫌武斷，因為《公羊傳》那時雖然沒有成書，口耳相傳的事卻未必沒有。但無論如何，早期左學家對春秋大義的深刻闡發確是不爭的事實。

　　  一個「春王正月」，無限微言大義。大義越深刻，聖人的光環也就越耀眼。但聖人真是這樣的麼？

　　  聖人行事，自當如天日昭昭。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藉助於《論語》。《論語》里記了那麼多聖人之言，雖然不少都是缺少上下文的，也很可能存在不少脫漏錯簡，但還是可以從中看出孔子的風格是樸實明朗的，而不是說謎語、打機鋒的風格。

　　  當然，有些聖人之言也許過於超前，所以雖不見容於當時，卻可以行之於後世。顧炎武說，孔子當初對顏淵講「行夏之時」，這議論並不是針對他自己的時代而發，而是通過顏淵傳到漢武帝那裡，終於在幾百年之後讓漢武帝實行了他「行夏之時」的政治理念。387  

　　  而同樣是從孔子自己的言論里，王守仁則認為孔子不可能在一些原則問題上忽左忽右，所以，孔子既然說過「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還說「吾從周」，而改變周朝正朔明明就是「議禮」，就是「制度」，那麼，這就不是「從周」而是叛周了。

　　  王守仁總結道：《春秋》之法，改變舊制的要批評，如魯宣公搞初稅畝；紊亂王制的要批評，如鄭莊公歸祊；無王命的要批評，如莒人入向。可這三種罪過的嚴重程度都遠比不上對天子正朔的改變，如果魯宣公、鄭莊公以此來反詰孔子，孔子將以何言相對？388

　　  王這些話倒是重邏輯、重證據的，也延續著歷代學者對公羊家的一貫質疑，但王是心學宗師，當然也有「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一面。王在那場著名的「龍場悟道」中寫出的《五經臆說》現在只殘存了十三條，第一條就是解釋「元年春王正月」的，說「元年」之書在於「正始」，「元」分為乾元（天元）、坤元（地元）還有人元，一國之元在於君，君之元在於心。「元」在天為生物之仁，在人則為心。國君建元就是維新之始、正心之始、修身立德之始、三綱五常之始、休戚安危之始……389這種詮釋方法和公羊家的「五始」非常接近，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王守仁心學的一點端倪——雖然帶上了很大的主觀味道，但和一些心學後輩們思而不學的作風還是大相逕庭的。

　　  至此，看過了「元年春王正月」的諸多解說、諸般深意，如果從溯本求源的意義來講，雖然可以排除一些誤解，而真相如何始終難知。但畢竟，真實影響著兩千年來政治與社會的正是這無窮版本的孔子，真正的孔子反倒是一個不很重要的角色。

　　  （三）「公即位」的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