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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即便不考慮蘇洵於史實上的硬傷,單是在邏輯上他就無法自圓其說。不過,這篇細密的論文仍可以幫助我們來理解何休:孔子作《春秋》借天子之權柄,行周公之法度,自是「王者之事」,世亂而從權,至少表面上確實有些僭越的嫌疑。這個道理可能也確實難於被常人理解,所以孔子感嘆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恐怕就是這個道理。118

    《春秋》既為王者之事,自然該用王者的紀元,這也符合孔子「名正則言順」的主張。借天子之權柄,行周公之法度,紀元問題自然也應該在這權與法的範疇之內吧?但是,義理如此,事實又如何?

    5.何休的反對派——紀年的金文證據

    何休的支持者很多,反對者一樣很多,即便在深研公羊學的專家當中,提出反對意見的也不在少數。比如孔廣森就在這個問題上說:天子和諸侯通稱為「君」,古時候諸侯分土而治、分民而守,「有不純臣之義」,和後世的所謂封疆大吏是不一樣的,他們在自己的境內當然可以使用自己的紀元。119

    孔的這個說法,當本於《白虎通義》。所謂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是說諸侯與天子並不是單純的上下級關係,天子以賓禮敬待諸侯,諸侯則列土稱君,南面而治。120

    而即便何休自己在《春秋公羊傳解詁》的一段解釋里也這樣說,認為天子和諸侯職分不同,但同是南面而治,之間有著親屬關係,異姓呼為伯舅、叔舅,同姓呼為伯父、叔父。121

    「有不純臣之義」的這個質疑顯示了封建時代和專制時代的一處不同:秦漢以來,人們習慣於一個國家只有一種紀元,如唐朝貞觀三年,無論在長安還是在洛陽,甚至在遙遠的邊疆,無一例外地都是貞觀三年,如果當真出現了另外一個紀元和貞觀紀元同時存在,那就說明有人造反了。所謂「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在專制時代確實如此,如朱元璋建國號大明,改元洪武,這就是改朝換代了。

    不但曆法有中央的唯一性,史書也有類似的性質。秦、漢以後的人不大理解先秦社會,很容易有意無意地用自己的時代眼光來判斷古史,如薛士龍《春秋旨要序》就曾論證周代諸侯本來沒有、也不該有自己的史書,他們的歷史屬於地方志性質,由中央政府派人編修並統轄管理。而從魯隱公開始,改用自己的曆法,編修自己的歷史,諸侯的這種行為昭示了周王室的衰落。——對薛士龍的這個說法,朱熹和王應麟就曾經有過辯駁。122以現代知識來看,先秦時代的政治制度、社會風俗和秦、漢以後大不一樣。魯國自然可以有魯國的紀元,晉國也可以有晉國的紀元,這些紀元和周天子的紀元同時並存,大家視之為理所當然,並不以為誰要造反。

    清人何若瑤更舉出了似乎顯而易見的證據力駁何休之說,說統治天下的叫做君,統治一個諸侯國的也叫做君,《公羊傳》里說的「君之始年」,只要是「君」都有這個「始年」。《白虎通·爵篇》提到過「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史記》里也沒少出現列國各自紀元的記載,所以何休的注釋曲解了《公羊傳》的原意。123晉人樂資《春秋後傳》講諸侯改元在汾王以前不曾有過124——這位汾王,應該就是周厲王,125其時代正是周代興衰的一個轉捩點。

    「元年」是否為孔子特筆,諸侯是否有權於境內改元,孔子以《春秋》變周正朔有沒有合法性,學者們聚訟紛紜,爭執不下。畢竟這都是些深刻的儒學義理問題,在古人眼裡關乎國之根本,絲毫也馬虎不得。

    而在考據意義上說,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也像陳立一樣引用過《漢書·律曆志》,不過引的是另外一段:「《漢書·律曆志》引《商書·伊訓》有『太甲元年』,則元年之稱,起源甚早。」126

    《漢書·律曆志》的這段引文是:「《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通行本《尚書·商書·伊訓》里的這句話寫作:「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是說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日,伊尹祭祀先王云云。本篇《伊訓》屬於「偽古文尚書」,這一句和《漢書》引文有些出入,與當下論題相關的一個出入是:這裡不作「元年」,而作「元祀」。據孔安國解說,所謂「祀」,也就是「年」——同樣這個「年」,夏代稱「歲」,商代稱「祀」,127周代稱「年」,唐虞之世稱「載」。128雖然這個說法並不確切,129但這四種稱謂直到現在竟以原義保留下來三個,也算源遠流長了。

    「太甲元年」這個說法無論可靠與否,但西周肯定已經有了「元年」這個說法了。楊伯峻引舀鼎銘文「惟王元年六月……」來作說明,說這是「西周亦以第一年為元年之實證」。130

    如果此說屬實,那麼,「元年」恐怕就不該是出自孔子的原創了。當然,有不少古人也不認為這是孔子原創,上文所說的黃仲炎就是一例,再如宋代戴溪的《春秋講義》說從堯舜以來一直如此。131考慮到《尚書·虞夏書》在當時的地位,戴溪的話倒也無可厚非。但對現代人而言,堯舜時代畢竟渺茫難征,不太好說,而考察一下商周彝器,就會發現有不少銘文都只記月、日而不記年。

    在記年的青銅器當中,如西周中期的師遽簋蓋有「唯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的說法,132這裡的「王」有說周恭王,有說周懿王,而這裡居然也以「祀」來表示「年」,證實了前述孔安國的說法並不十分可靠。133「既生霸」是月相名稱,「辛酉」是干支記日。如果把這裡的「王」暫且認作周恭王的話,這句話就相當於「周恭王三年,四月,既生霸月相,辛酉日」,這是一個年、月、日完整的時間記錄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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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即便不考慮蘇洵於史實上的硬傷,單是在邏輯上他就無法自圓其說。不過,這篇細密的論文仍可以幫助我們來理解何休:孔子作《春秋》借天子之權柄,行周公之法度,自是「王者之事」,世亂而從權,至少表面上確實有些僭越的嫌疑。這個道理可能也確實難於被常人理解,所以孔子感嘆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恐怕就是這個道理。118

    《春秋》既為王者之事,自然該用王者的紀元,這也符合孔子「名正則言順」的主張。借天子之權柄,行周公之法度,紀元問題自然也應該在這權與法的範疇之內吧?但是,義理如此,事實又如何?

    5.何休的反對派——紀年的金文證據

    何休的支持者很多,反對者一樣很多,即便在深研公羊學的專家當中,提出反對意見的也不在少數。比如孔廣森就在這個問題上說:天子和諸侯通稱為「君」,古時候諸侯分土而治、分民而守,「有不純臣之義」,和後世的所謂封疆大吏是不一樣的,他們在自己的境內當然可以使用自己的紀元。119

    孔的這個說法,當本於《白虎通義》。所謂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是說諸侯與天子並不是單純的上下級關係,天子以賓禮敬待諸侯,諸侯則列土稱君,南面而治。120

    而即便何休自己在《春秋公羊傳解詁》的一段解釋里也這樣說,認為天子和諸侯職分不同,但同是南面而治,之間有著親屬關係,異姓呼為伯舅、叔舅,同姓呼為伯父、叔父。121

    「有不純臣之義」的這個質疑顯示了封建時代和專制時代的一處不同:秦漢以來,人們習慣於一個國家只有一種紀元,如唐朝貞觀三年,無論在長安還是在洛陽,甚至在遙遠的邊疆,無一例外地都是貞觀三年,如果當真出現了另外一個紀元和貞觀紀元同時存在,那就說明有人造反了。所謂「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在專制時代確實如此,如朱元璋建國號大明,改元洪武,這就是改朝換代了。

    不但曆法有中央的唯一性,史書也有類似的性質。秦、漢以後的人不大理解先秦社會,很容易有意無意地用自己的時代眼光來判斷古史,如薛士龍《春秋旨要序》就曾論證周代諸侯本來沒有、也不該有自己的史書,他們的歷史屬於地方志性質,由中央政府派人編修並統轄管理。而從魯隱公開始,改用自己的曆法,編修自己的歷史,諸侯的這種行為昭示了周王室的衰落。——對薛士龍的這個說法,朱熹和王應麟就曾經有過辯駁。122以現代知識來看,先秦時代的政治制度、社會風俗和秦、漢以後大不一樣。魯國自然可以有魯國的紀元,晉國也可以有晉國的紀元,這些紀元和周天子的紀元同時並存,大家視之為理所當然,並不以為誰要造反。

    清人何若瑤更舉出了似乎顯而易見的證據力駁何休之說,說統治天下的叫做君,統治一個諸侯國的也叫做君,《公羊傳》里說的「君之始年」,只要是「君」都有這個「始年」。《白虎通·爵篇》提到過「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史記》里也沒少出現列國各自紀元的記載,所以何休的注釋曲解了《公羊傳》的原意。123晉人樂資《春秋後傳》講諸侯改元在汾王以前不曾有過124——這位汾王,應該就是周厲王,125其時代正是周代興衰的一個轉捩點。

    「元年」是否為孔子特筆,諸侯是否有權於境內改元,孔子以《春秋》變周正朔有沒有合法性,學者們聚訟紛紜,爭執不下。畢竟這都是些深刻的儒學義理問題,在古人眼裡關乎國之根本,絲毫也馬虎不得。

    而在考據意義上說,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也像陳立一樣引用過《漢書·律曆志》,不過引的是另外一段:「《漢書·律曆志》引《商書·伊訓》有『太甲元年』,則元年之稱,起源甚早。」126

    《漢書·律曆志》的這段引文是:「《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通行本《尚書·商書·伊訓》里的這句話寫作:「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是說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日,伊尹祭祀先王云云。本篇《伊訓》屬於「偽古文尚書」,這一句和《漢書》引文有些出入,與當下論題相關的一個出入是:這裡不作「元年」,而作「元祀」。據孔安國解說,所謂「祀」,也就是「年」——同樣這個「年」,夏代稱「歲」,商代稱「祀」,127周代稱「年」,唐虞之世稱「載」。128雖然這個說法並不確切,129但這四種稱謂直到現在竟以原義保留下來三個,也算源遠流長了。

    「太甲元年」這個說法無論可靠與否,但西周肯定已經有了「元年」這個說法了。楊伯峻引舀鼎銘文「惟王元年六月……」來作說明,說這是「西周亦以第一年為元年之實證」。130

    如果此說屬實,那麼,「元年」恐怕就不該是出自孔子的原創了。當然,有不少古人也不認為這是孔子原創,上文所說的黃仲炎就是一例,再如宋代戴溪的《春秋講義》說從堯舜以來一直如此。131考慮到《尚書·虞夏書》在當時的地位,戴溪的話倒也無可厚非。但對現代人而言,堯舜時代畢竟渺茫難征,不太好說,而考察一下商周彝器,就會發現有不少銘文都只記月、日而不記年。

    在記年的青銅器當中,如西周中期的師遽簋蓋有「唯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的說法,132這裡的「王」有說周恭王,有說周懿王,而這裡居然也以「祀」來表示「年」,證實了前述孔安國的說法並不十分可靠。133「既生霸」是月相名稱,「辛酉」是干支記日。如果把這裡的「王」暫且認作周恭王的話,這句話就相當於「周恭王三年,四月,既生霸月相,辛酉日」,這是一個年、月、日完整的時間記錄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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